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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守文:貿易戰、全球經濟治理與經濟法的完善
管理員 發布時間:2019-09-26 23:20  點擊:115

  【摘  要】  貿易戰是和平時期國家競爭的極端表現,是國內外高度關注的重大現實問題。對貿易戰的防避和應對,離不開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的兩大路徑:一是通過在法治框架下促進國際層面的法律協調,推動相關規則的形成和實施,加強全球經濟治理;二是通過將國際規則在國內層面的落實,以及在國際規則缺失的情況下加強制度創新,實現經濟法的完善。當國際法律協調難度較大時,加強國內經濟法的制度完善更為重要。此外,還應關注與國際貿易相關的國家安全、貿易管制、域外適用或長臂管轄等問題,防止相關權力或制度的濫用,切實遵循全球市場經濟或公平貿易的基本規律。對上述兩大路徑的解析有助于從經濟法維度提煉國家競爭理論、發展理論,實現經濟法和國際經濟法的理論貫通,更好地處理全球化、市場化與法治化的關系,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促進和保障全球經濟的繁榮和穩定。

   【關鍵詞】  中美貿易戰;全球經濟治理;經濟法;法治;新發展理念;學科體系

   

   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十年后,波及多個國家的大規模貿易戰再次由美國引發。基于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美國全面開啟了大規模的對外商戰,其中,中美兩大經濟體之間的博弈,直接影響著全球經濟的復蘇步伐和未來走向,因而最為引人矚目。由此不禁使人聯想到歷史上英國、美國與其他國家多次發生的貿易戰。如何汲取既往教訓,提煉基本共識,以解決當前問題,走向未來的共同繁榮和協調發展,是涉及人類共同命運的重大現實問題,事關“地球村”的生態安全和長治久安。

   

   一、問題的提出

   

   從市場經濟的視角看,在國際貿易或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摩擦或不平衡實屬正常現象,貿易摩擦或不平衡本來就是國際競爭的體現或結果,對此應通過有效的協調,運用相關國家可接受的規則來加以解決,而不應采取以鄰為壑的非理性手段。因此,防止、避免和應對各國之間的貿易戰,需要加強制度建設,不斷完善全球經濟治理規則,從而實現全球治理的現代化。而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形成和實施,則離不開各國國內法制度的創新和完善,其中,經濟法的制度完善尤為重要。

   事實上,國際貿易涉及財政、稅收(特別是關稅)、金融、產業、價格、競爭等多個領域的問題,而旨在解決上述問題的相關國內法制度,正是經濟法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通過各國經濟法制度的完善,來促進國際貿易領域的相關制度協調,并由此不斷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全球范圍內的資源配置效率,保障各類主體的合法權益,化解貿易戰產生的負面影響,尤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鑒于貿易戰是當前的重大現實問題,它與全球經濟治理、國內經濟法制度的完善均密切相關,對其間的內在關聯及相關理論問題展開研討甚為必要。為此,本文試圖說明:貿易戰是全球經濟交易成本過大的集中體現,要降低交易成本,確保全球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需要不斷完善全球經濟治理規則,尤其應加強國際層面的經濟法律協調;同時,為了應對貿易失衡乃至整體經濟失衡所帶來的問題,還要不斷推進國內經濟法制度的完善,并在經濟法治的框架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增強國家和企業的競爭力,不斷提升國家的治理能力。

   考慮到全球經濟是一個大系統,其治理尤其應體現系統思維,以兼顧各國的具體情況,并通過創新和完善相關治理規則,解決世界經濟的結構失衡問題,在合作與競爭中實現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此外,無論是經濟全球化抑或全球經濟治理,都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對相關的博弈和規則的形成,都要歷史地看待,并且,審視相關制度的變遷,更能發現國際治理規則與國內法之間的關系。為此,下文將從兩條路徑展開探討:先是從系統分析的維度,說明貿易戰為什么需要加強全球經濟治理,再從歷史分析的維度,回顧經濟法制度的完善歷程,說明其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內在關聯,從而進一步揭示國內經濟法制度的發展對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影響。上述兩條路徑對于防避或應對貿易戰均甚為重要。基于前述討論,本文還將進一步進行理論拓展,強調應推進國家競爭理論、發展理論的提煉,實現經濟法與國際經濟法的理論貫通。上述理論拓展,尤其有助于經濟法與國際經濟法的理論互鑒,并推進相關法治理論的完善。

   

   二、對貿易戰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系統分析

   

   無論是防避貿易戰的發生,還是應對已經發生的貿易戰,都需要加強全球經濟治理。目前,對于上述問題的討論還較為零散,展開整體的系統考察甚為必要。從系統分析的角度看,貿易戰并非單純涉及貿易的問題,而是牽涉各個相互關聯的系統,為此,尤其需要遵循相應的經濟規律,加強全球的經濟治理,形成相應的規則,在兼顧效率與公平、自由與秩序、安全與發展等多種價值的前提下,促進各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和全球的繁榮與穩定。

   事實上,貿易戰涉及經濟、法律、社會、政治等各個系統和不同層面,可從相關系統的不同層面來揭示其可能帶來的問題。例如:第一,貿易戰表面上是貿易領域的經濟戰爭,其背后必然涉及金融、科技等諸多問題,因而貿易戰也是現代的“金融戰”和“科技戰”。特殊時期發生的資本市場、外匯市場上的博弈以及科技領域的角逐,都是其重要體現。第二,貿易戰在直接手段上是“關稅戰”,而關稅作為重要的涉外稅收,要以法律為基礎,因而貿易戰也是“法律戰”。在現實的貿易戰中,“法律戰”所涉領域廣闊,并非僅限于關稅領域o。第三,貿易戰會影響市場主體的生產與交換、分配與消費,并由此直接影響社會公眾的認知和心理,引發社會公眾和媒體的討論,甚至可能導致不同社會力量參與的“社會戰”。第四,貿易戰與各國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政治體制等密切相關,與各國的政治動員能力、合法化水平等密不可分,會影響相關國家的政治安排和政治走向,因此,貿易戰也是“政治戰”,等等。可見,在經濟、法律、社會、政治等各類要素所組成的相互關聯的大系統中,貿易戰所帶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對當事國乃至整體的國際經濟秩序和法律秩序,對相關國家的社會穩定、政治格局等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對于貿易戰引發的各類問題,單靠一國的制度調整難以解決,必須加強全球經濟治理,推進國際層面的法律協調,在法治框架下有效解決相關問題,且不應單純強調一國的意志或利益。

   在把全球經濟視為一個復雜系統的情況下,貿易戰是相關國家經濟失衡的重要體現,同時,它又會進一步加劇經濟失衡,從而使全球經濟系統的結構性問題更為突出。然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抬頭,會進一步劣化全球經濟結構,直接導致和加劇貿易戰。由于貿易戰有悖于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和理性的全球治理規則,會降低全球經濟效率,影響各國公平發展,為此,需要通過加強國際層面的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不斷優化相關貿易結構乃至整體經濟結構。事實上,二戰以后建立的重要國際經濟組織,如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及后來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等,對于推動全球經濟治理均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WTO所確立的相關規則及其制度實踐,對于全球經濟治理的影響更是有目共睹。當然,任何規則都有其改進的空間,WTO等全球治理規則亦需與時俱進,不斷完善,但其所確立的多邊體制和法治框架是更為可取的。因此,各類貿易摩擦應更多地回歸到多邊法治框架下,通過運用既有的治理規則或完善相應規則來加以解決。

   從經濟法學或法律經濟學的角度看,波及深廣的貿易戰會對貿易自由、貿易便利等產生巨大負面影響,由此增加的交易成本,直接影響全球貿易的效率與公平以及國際經濟秩序,為此,需要推進全球經濟治理,加強多方面的制度協調,特別是各國與貿易相關的財政、稅收、金融、產業、規劃、競爭、消費者保護等諸多領域的政策和法律協調,以解決各國可能存在的涉及財政補貼、稅收優惠、關稅壁壘、匯率管制、金融抑制、產業促進、發展規劃、反壟斷等方面的諸多問題。而上述的經濟政策和法律的協調,最終仍需通過各國經濟法制度的相應完善來落實,且必須符合法治原則。只有在法治框架下協調確立相關規則,才能形成有效的國際治理,推動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形成。

   當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應真正體現公平與效率、自由與秩序等重要價值。由于國際經濟與國內經濟一樣,都屬于復雜系統,有多重因素對其構成“循環累積因果影響”,在其運行過程中會出現效率遞減、公平度下降等問題,因此,應通過體現法治精神的規則,確立相應的修復機制,不斷實現整個系統的動態優化。這就要求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應持續加強國際法律協調而不是各行其是,從而形成有約束力的規則,以增進人類的福祉,促進全球經濟的穩定增長。

   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稅收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協調歷來令人矚目,且成就斐然。事實上,二戰后建立的前述三大國際經濟組織主要集中于稅收和金融領域。其中,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以及后來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更側重于稅收及與其相關的貿易問題的解決。由于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對貿易影響巨大,因此,GATT和WTO都致力于國際層面的法律協調,其構建的關稅與貿易規則體系,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法律成果,對于維護國際貿易秩序可謂功不可沒。

   總之,防避和應對貿易戰需加強國際治理,尤其應通過國際法律協調形成有效的規則,并在規則的基礎上構建體現公平合理價值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盡管全球經濟治理方面的法律協調有時難度較大,但還是應迎難而上。為此,近年來20國集團峰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下文簡稱“OECD”)以及歐盟等區域一體化組織都加大制度協調力度,推動了相關領域規則的形成。當然,上述規則的有效實施離不開國內經濟法的落實和制度創新。在國際法律協調存在困難時,更需要各國經濟法制度及時優化,以在各國主權范圍內著力解決相關貿易紛爭或化解經濟爭端。

   

   三、我國經濟法制度完善的歷史考察——以稅法制度為例

   

   從歷史的維度看,無論是過去、現在抑或未來,全球的經濟治理都要通過國內經濟法的制度實踐來落實,這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方面,隨著全球治理規則的變化,在國內經濟法層面需作出相應的制度調整,這是對國際層面的法律協調成果的落實;另一方面,在國際協調困難、全球治理規則不能應對和解決相關問題的情況下,需要推動國內經濟法的制度創新,以彌補國際治理的缺失。

   事實上,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不斷擴大開放、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相關的經濟法制度從無到有、不斷創新,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經濟法體系。經濟法體系的形成,得益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推動,也與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密不可分。考慮到貿易戰與關稅制度等直接相關,下文著重以經濟法制度中的稅法制度為例,來說明制度完善對于落實全球治理規則、推進本國經濟發展、防避或應對貿易戰的重要價值。

   (一)關稅制度的持續優化

   在各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關稅制度歷來影響巨大。一國關稅制度的確立和不斷完善,會有助于推動一國的對外貿易以及相關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這從中國關稅制度的不斷完善以及相應的外貿增長也可見一斑。

   在計劃經濟時期,由于國際國內的諸多因素,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相對緩慢。根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對外貿易》白皮書(2011)的統計:1978年,我國全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只有206億美元,在世界貨物貿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針對這種落后的局面,必須通過對外開放,加強相關制度建設,推動外貿的發展。為此,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5年,國務院發布了《進出口關稅條例》和《海關進出口稅則》;此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又于1987年通過了《海關法》;在我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不久的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對外貿易法》。上述與關稅、外貿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歷經多次修改,有力地促進了對外開放,推動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對于依法維護公平、自由的對外貿易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隨著開放領域的不斷擴大,我國已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進出口貿易大幅度增長,關稅制度亦需相應完善。而2001年加入WTO,則為我國完善關稅制度和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重要契機。事實上,我國在加入WTO前,整體的關稅水平較高,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均較為突出,而基于WTO這一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要求,我國對關稅法律制度作出了重要調整,不僅修改了《海關法》《進出口關稅條例》等重要法律法規,還于2001年廢止了1997年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分別制定了特別關稅領域的《反傾銷條例》與《反補貼條例》。上述關稅法律制度的完善,尤其有助于推動國際貿易和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促進全球市場經濟的發展。

   在不斷推進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國在商品領域的市場化率已經非常高,政府定價已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圍,這有助于在國際貿易領域體現市場原理、公平交易原則;同時,我國還通過不斷降低關稅水平,進一步擴大進口,來推動本國經濟發展與國際貿易的平衡。自加入WTO以來,我國的關稅水平不斷下降,所涉及的稅目或稅號也不斷增加,非關稅壁壘的限制亦不斷減少,為實現貿易的自由化、便利化提供了重要支撐,使我國多年位列世界貿易首位,體現了關稅制度完善的巨大實效。

   我國關稅制度的完善,既體現了對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規則——WTO相關規則的落實,也體現了我國結合自身實際的制度創新。從全球范圍看,各國將WTO的相關原則或具體規則適當轉化為國內立法,并持續推進相關規則的實施,都會有助于推動各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增進全球經濟治理的實效。因此,對WTO的規則及其在各國的落實應持肯定的態度,這對于在法治框架下解決貿易紛爭非常重要。

   WTO規則體現的是多邊主義和貿易自由,要實現全球經濟的效率和公平,需要各國不斷降低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據此,一國的關稅制度應適度優化,而不應成為貿易保護或實現其他政策目標的工具。例如,從1828年到1929年,在這100年間,美國曾多次實行高額關稅稅率,實施貿易保護政策。其中,美國1828年的關稅平均稅率達61.7%,盡管后來曾調低,但到南北戰爭時期的1864年,又將關稅平均稅率提高到47%;此后,1913年的《安德伍德關稅法》(UnderwoodTariffAct)曾調低稅率,但到1929年大危機時期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TheSmoot-HawleyTariffAct),又將關稅平均稅率提高到53.2%。從上述關稅稅率的調整軌跡看,每當爆發戰爭、經濟危機時,美國就會采取高關稅手段,并可能與相關國家發生貿易戰,這也有助于理解2018年美國對相關國家發起貿易戰的原因。在缺少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時期,各國基于本國利益各行其是屬于歷史常態,但在WTO等全球治理規則已形成且日益完備的當代,各國都應基于法治的精神,遵守WTO規則并不斷完善本國的關稅立法,推動世界經濟的良性、有序發展。

   總之,關稅制度的完善,應充分體現效率與公平、自由與秩序等價值,以促進貿易的自由和效率,體現公平貿易和相應的貿易秩序。因此,與關稅配套的其他商品稅制度,如進出口環節的增值稅和消費稅制度,亦應與其保持相同的調控方向,這也是對全球治理規則的重要落實。

   (二)涉外企業所得稅制度的不斷改進

   對于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之間的替代效應或互補效應以及相關理論上的交叉融合,學界一直有諸多探討。從現實情況看,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存在密切關聯:一國對外資的限制或開放程度可能是導致貿易戰發生的原因,同時,貿易戰也會影響國際投資,影響相關產業的布局和遷移。因此,有效吸引國際投資,對于應對貿易戰,提振本國經濟,開展深度的國際合作,都具有積極意義。而完善涉外企業所得稅制度,則有助于落實全球經濟治理規則,促進與國際貿易密切關聯的國際投資問題的解決。因此,在探討貿易戰與國際經濟治理的相關問題時,作為一種擴展分析,還應關注涉外企業所得稅制度的完善問題。

   吸引外資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它與涉外企業所得稅制度的確立和實施直接相關。在改革開放之初,在缺少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經驗、整體立法嚴重不足的背景下,我國分別于1980年、1981年制定了三部涉外所得稅法律,體現了國家對此類立法的高度重視。上述立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國際共通的原理和原則,標志著我國開始融入全球經濟,也為后來簽訂各類稅收協定乃至條約、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礎。

   隨著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在確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前一年(即1991年),將原來有關涉外企業的兩類所得稅制度整合為一部《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實現了對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外國企業的所得稅制度的統一。這既符合國際慣例,又能夠有效保障相關企業的公平競爭。我國在加入WTO后,又于2008年統一了涉外企業所得稅與國內企業所得稅制度,解決了長期存在的內外有別的兩套企業所得稅制的問題,實現了內資與外資企業的國民待遇,這也是對WTO相關原則的進一步落實。

   在上述涉外企業所得稅制度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我國從1983年至今,已同107個國家簽訂了“避免對所得和財產進行雙重征稅和防止偷漏稅”方面的協定,這些協定以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和OECD)的范本為基礎,是我國與相關國家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一種重要形式。此外,基于國際經濟領域“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日益突出的現實,OECD于2013年發布了《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行動計劃》(Action Plan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著力推動該問題的解決。我國已于2017年簽署了《實施稅收協定相關措施以防止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多邊公約》,這既有助于完善我國涉外企業所得稅制度,也有助于推動該領域的全球經濟治理。

   總之,考慮到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的密切關聯,在完善與貿易相關的商品稅(特別是關稅)制度的同時,還應關注與投資有關的企業所得稅制度的改進。畢竟,在貿易戰的背景下,當相關主體的國際貿易受阻時,極可能轉而進行國際投資o,因而需要研究兩者之間的替代與互補以及相關的企業所得稅問題。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涉外企業所得稅制度從無到有,從分散到統一,從內外有別到國民待遇,每一次制度完善都力圖體現國際通行的原理和規則,落實國際經濟治理的成果,并在其制度創新中為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提供重要的國內法基礎。

   (三)稅收征管制度的逐步健全

   上述的關稅制度和涉外企業所得稅制度都與稅收征管制度直接相關。我國稅收征管制度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而逐步健全的。在1984年大規模的稅制改革后,為了加強稅收征管,確保國家財政收入,充分發揮稅收調節經濟的杠桿作用,促進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國務院于1986年發布了《稅收征收管理暫行條例》;在我國確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199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稅收征收管理法》,并于我國加入WTO的2001年對其進行較大修訂。在《稅收征收管理法》的后續修正中,不斷吸納和體現了國際稅收的通行理念和價值。

   隨著我國不斷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稅法制度對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技術轉讓的影響日增,使稅收征管問題變得日益重要且復雜。為此,我國加入和簽署了涉及稅收征管的多項國際公約和稅收協定,并在國內的稅收征管立法中不斷融入國際稅收征管規則的相關內容。

   例如,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人財物的跨國流動頻仍,納稅人跨國經營的無界性與稅收征管有界性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給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稅收征管帶來了嚴峻挑戰。為了加強國際稅收征管協作,打擊跨境稅收逃避行為,維護稅收秩序的公平性,歐洲委員會和OECD于1988年共同制定了《多邊稅收征管互助公約》,20國集團峰會亦連續多年高度關注國際稅收征管合作,并推動該公約的簽署。在上述背景下,我國于2013年正式簽署了《多邊稅收征管互助公約》,成為參與稅收征管全球治理的重要成員。此外,為解決所得稅領域的稅收征管問題,我國還加入了前述的《實施稅收協定相關措施以防止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多邊公約》。上述的各類公約,有助于通過信息交換防止濫用稅收協定,解決稅收征管領域的信息偏在問題。為了落實上述稅收征管領域全球治理的成果,我國也在國內立法中不斷完善相關信息交換和反避稅規則。

   另外,我國同107個國家簽訂的稅收協定也大量涉及稅收信息交換、防止稅收逃避等內容,由此形成的日益嚴密的稅收協定網絡,對于保障國際稅收秩序的公平性甚為重要。基于市場經濟原理和全球治理規則,嚴格而有效的稅收征管,有助于各國依托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公平地獲取稅收收益,從而有助于防止貿易戰及其引發的其他經濟戰和法律戰。隨著全球范圍內各類區域一體化的發展“、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落實,還會有更多形式的稅收征管國際合作,因為無論是整體上的全球經濟治理還是局部的區域經濟治理,稅收征管制度的協調都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四)國內整體稅制的與時俱進

   上述的關稅制度、企業所得稅制度以及稅收征管制度,都是隨著改革開放以及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不斷深化而日益完善。歷史經驗表明,經濟全球化和日趨激烈的國家競爭,使全球經濟治理更為復雜,需要形成有效的國際治理規則[5](P405);如果國際規則難以形成,則需要各國主動調整相關制度,以彌補國際規則的缺失,從而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并從根本上提升國家的經濟實力。

   在發生貿易戰的特殊情況下,多邊的國際法律協調及相關規則的形成會更為困難,要有效應對貿易摩擦所帶來的相關問題,需要相關國家通過國內經濟法制度的調整,不斷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從而主動解決本國的問題。而在這方面,不僅需要完善前述的關稅、企業所得稅和稅收征管制度,也需要國內整體稅制的與時俱進和全面優化,真正構建發展導向型的稅制。

   例如,針對我國市場主體負擔相對較重的現實,國家已通過多種稅法制度安排來減稅降費。無論是“營改增”還是對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都被視為推動市場主體發展的重要舉措。畢竟,稅收成本是影響企業定價和企業競爭的重要因素,對國際貿易影響尤為突出。通過調低增值稅稅率、提高出口退稅率、降低所得稅和財產稅的稅負等,可以大幅度減輕市場主體的負擔,有助于促進經濟發展,減輕貿易戰的壓力。

   上述經由減稅降費的整體稅制安排,直接影響市場主體營商環境的優化。在世界銀行對營商環境的排名中,我國從2018年的第78名大幅提升到2019年的第46名,這與相關經濟法、行政法等制度的完善密切相關。只有不斷夯實制度基礎,苦練內功,確保法治環境的不斷優化,才能有效促進經濟發展,更好地解決貿易戰所帶來的諸多問題。

   其實,通過減稅降費來減輕市場主體的負擔,不只是我國的稅法實踐,在其他國家也被普遍采行。例如,美國在2017年推出了引發全球關注的大規模減稅方案,此類減稅措施作為稅收競爭手段,是經濟全球化時代許多國家慣用的工具,也是制度競爭的重要體現。在各項成本高企的時代,如何降低公共物品的價格、使市場主體承擔適度的稅收成本,也是在全球經濟治理方面應考慮的重要問題。這無論對于應對貿易戰,促進各國國內經濟的健康發展,還是對加強全球經濟法律協調,都具有重要意義。

   從“大歷史”的視角看,一定時期的貿易戰雖然只是短期行為,卻會對國際經濟發展產生長久影響。要通過有效的國際法律協調,不斷熨平經濟的周期波動,增進全球經濟的效率與公平,提升全球的經濟福利,就需要確立國際經濟治理方面的規則,使各國切實認識到“合作”或良性競爭產生的“正和博弈”的重要性,避免貿易戰或非理性對抗而導致的兩敗俱傷。因此,應當將國內的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擴展到國際層面,形成國際調制的相關規則,這對于國際公法和國際經濟法的發展都更為重要。

   以上主要以稅收制度為例,說明通過對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落實以及自身的制度創新所帶來的經濟法制度完善,對于防避或應對貿易戰、促進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價值。當然,除了上述稅收制度外,諸如財政補貼制度、金融扶持制度、產業促進制度、競爭規制制度等各類經濟法制度的完善,對于有效落實全球治理規則及彌補其不足,對于推動本國經濟發展,從根本上防避貿易戰,促進有效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形成,同樣具有重要影響。

   在完善國內經濟法制度的過程中,還要關注與國際貿易相關的國家安全、貿易管制、域外適用或長臂管轄等問題,防止相關權力或制度的濫用,切實遵循全球市場經濟或公平貿易的基本規律。否則,如果各國都通過國內法的路徑,對相關國家進行非理性的法律對抗,則整個國際社會又會回到“叢林法則”的時代,這與全球治理現代化以及推進全球經濟的穩定繁榮的目標相去甚遠。因此,不能把對抗常態化,應從市場經濟應有的分工、合作、共贏的原理出發,基于法治的、理性的、長遠的目標,推進國內經濟法制度以及其他相關制度的真正完善。

   

   四、基于“兩大路徑”的理論拓展

   

   上文探討的全球經濟治理和國內經濟法制度完善,是防避貿易戰發生和應對貿易戰問題的兩大路徑。在通過系統分析和歷史分析,揭示貿易戰與全球經濟治理、經濟法制度完善之間的內在關聯的基礎上,還應當基于兩大路徑對相關重要理論進行拓展研究。其中,在系統—歷史的分析框架下,從經濟法維度提煉國家競爭理論和發展理論,促進經濟法與國際經濟法的理論貫通,尤其值得關注。

   (一)國家競爭理論與發展理論的提煉

   國家競爭有多種形式,貿易戰是其突出體現。貿易戰不僅在歷史上曾多次出現,而且是當前國際、國內的重大現實問題,未來也不可避免,因此,貿易戰的相關問題有持續研究的理論價值,而不只是有現實意義。從理論拓展的角度看,基于經濟法維度,可將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中的各主權國家或民族國家視為理性的“經濟人”,據此,這些國家會始終將本國利益置于重要地位。如果沒有相關約束,就極可能大量從事有利于本國利益的行為,重商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會以各種形式不斷抬頭,從而影響國際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影響國際層面的經濟效率和公平。

   事實上,今天的許多發達國家(如英國、美國等),在歷史上都曾先強調重商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再基于本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和自身利益,對外推行自由貿易。對于國家競爭的上述路徑或手段,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等曾作出過重要研究。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通過有效的全球治理,增進國際合作,推動共治、共享和共贏,已成為各國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通常在一國的國內法層面,主要關注企業競爭、地方政府競爭等問題,而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則更關注國家競爭問題,包括財政競爭、稅收競爭、金融競爭、產業競爭等,并通過形成有效的全球經濟治理規則來規范和約束國家競爭,使其不至于影響全球的經濟秩序,并有助于保障全球經濟的效率與公平。基于國家競爭的上述實踐和相關研究,應進一步提煉國家競爭理論。

   國家競爭是推動國家發展的重要路徑。在各國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僅要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本國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還要在全球經濟的框架下,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推動全球治理的現代化,實現各國的共同發展與繁榮。就像一國內部的個人或組織享有發展權一樣,在全球經濟的框架下,各國也都享有其發展權,需要通過全球治理規則的不斷完善,來保障其發展權和發展利益,提升其發展能力。從經濟法維度看,任何國家都不應濫用自身優勢地位或經濟優勢,通過貿易戰或其他類似方式阻礙或限制相關國家的發展,否則就是不公平的國家競爭,就應被追究責任。可見,國家競爭理論與發展理論是緊密相關的,這些理論探討應構成需提煉的“發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深入研究尤其有助于推動“發展法學”的發展。

   (二)實現經濟法與國際經濟法理論的貫通

   前文對全球經濟治理與經濟法制度完善的內在關聯的討論,已涉及經濟法與國際經濟法的關系問題。其實,貿易戰、全球經濟治理等問題的研究,都涉及經濟法、國際經濟法的相關理論,只有將兩類理論融會貫通,才能有效解決相關復雜問題。盡管曾有學者關注過國內法與國際法的打通,特別是經濟法與國際經濟法的互融,但由于諸多原因,學科之間的對話、交流以及理論貫通仍然不足。從經濟法的維度看,貿易戰和全球經濟治理需加強國際層面的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增強相關領域的經濟政策和法律協調,因此,應將經濟法的相關理論、原理,擴展適用于國際經濟法領域,從而使國際層面的法律或相關規則的形成具有國內法的理論基礎。從歷史上看,既往經濟法和國際經濟法在理論和制度上都是相對獨立地發展,如果對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研究不足,就會妨礙其理論的互鑒和制度的互補。而一旦將經濟法的相關理論擴展適用于國際經濟法領域,實現兩者的有效貫通,則會有助于區分國際商法和國際經濟法,形成有國內法支撐的國際經濟法理論和制度體系。

   形成上述國際經濟法理論和制度體系,有助于增進理論的自足性和制度的系統性,有效解決諸如貿易戰、全球經濟治理等問題。從經濟法的視角看,全球經濟治理主要涉及相關國家之間的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與各國的經濟法制度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如果從國際商法的維度來構建國際經濟法體系,則無法完成全球經濟治理或國際調制的任務。

   經濟法的調整需要處理好一國層面的政府與市場關系,關注國內法上一國政府的獨立決策、自定規范;而在貿易戰的應對以及相關全球經濟治理中,則需要協調多國甚至全球層面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更關注國際法上多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協調決策、協定規范,以及由此對效率與公平、自由與秩序、安全與發展等基本價值的影響。如能有效處理國際層面的政府與市場關系,兼顧或協調上述價值,則會特別有助于貿易戰等各類經濟摩擦、沖突的有效化解,維護經濟領域的和平,并在和平環境下促進全球經濟的穩定、有序發展。

   經濟法要推動國內的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行為,從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決定性作用;而國際經濟法應推動國際經濟治理,形成有效的規則,為國際層面的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提供制度支撐,并保障全球的經濟秩序。因此,在優化國際經濟法理論和制度、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過程中,應關注或適當吸納有關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的相關經濟法原理和制度,這更有助于實現經濟法與國際經濟法的理論貫通,并推進國家經濟治理和全球經濟治理的全面優化。

   

   五、結論

   

   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在英國、美國等多個國家的崛起過程中,都曾與相關國家發生過貿易戰。而2018年爆發的持續波及多個國家的貿易戰,則影響更為深廣。降低貿易戰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需要加強國際經濟法律協調,提升全球經濟治理水平,同時也需要將全球治理規則融入國內相關經濟立法中,不斷推進制度創新,解決相關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和制度失靈等問題。

   據此,本文著重探討了防避和應對貿易戰的兩大路徑:一個是通過在法治框架下促進國際層面的法律協調,推動相關規則的形成和實施,從而加強全球經濟治理;另一個是通過將國際規則在經濟法層面的落實,以及在國際規則缺失的情況下加強國內經濟法的創新,從而實現經濟法的完善。上述兩大路徑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當國際法律協調難度較大時,加強國內經濟法的制度完善更為重要,無論是本國關稅制度和其他稅收制度的改進,還是相關的金融、產業、競爭、規劃等經濟法制度的完善,都會有助于推動相關貿易結構的優化,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和提升國際競爭力,因而具有更為根本的意義。

   在前述探討中,還貫穿著系統—歷史的分析主線。一方面,全球經濟是一個大系統,全球經濟治理尤其應體現系統思維,兼顧各國的具體情況,通過創新和完善相關治理規則,解決世界經濟的結構失衡問題,在分工與合作、合作與競爭中實現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另一方面,無論是經濟全球化抑或全球經濟治理,都是一個歷史的過程,相關的博弈及規則形成,都要歷史地看待,而觀察相關制度變遷的歷史,更能發現國際法與國內法,或者國際治理規則與經濟法之間的緊密聯系。為此,本文先是從系統分析的維度,說明貿易戰與加強全球經濟治理的內在關聯,繼而從歷史分析的維度,說明全球經濟治理與加強經濟法制度完善的相互影響,從而進一步揭示國內經濟法制度對實現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影響。

   此外,審視上述相互交織的兩大路徑,還可以發現其中蘊含的諸多重要理論問題。其中,國家競爭理論與發展理論的提煉,以及經濟法與國際經濟法的理論貫通尤為重要。事實上,貿易戰已是和平時期國家競爭的極端表現,促進國家之間的公平競爭和正當競爭,維護全球的經濟運行秩序,保障全球的公共利益,事關全球經濟的穩定與繁榮,影響人類的福祉。因此,需要形成有效的規則,對國家的競爭行為加以規范,并在此基礎上提煉相應的國家競爭理論。同時,由于國家競爭與國家發展直接相關,因此切實保障國家的發展權和發展利益,提升其發展能力,并提煉相應的發展理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問題。

   上述的國家競爭與發展,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下展開,這對于全球經濟治理和國內經濟法制度的完善非常重要。其實,在前面探討經濟法制度完善的過程中,隱含著幾個重要時間節點,分別是改革開放之初、確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之后以及加入WTO前后,這些時點先后相繼,體現了相關稅法制度不斷回應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的過程,對于揭示中國的財政法、金融法、競爭法等各類經濟法制度的變遷歷程同樣是適用的。在當前全面推進改革和法治的過程中,上述各類制度仍在進一步完善,其中不僅涉及國內層面的改革、法治與發展的關系,也涉及更為具體的全球化、市場化與法治化的關系,由此不僅應提煉前述的國家競爭理論和發展理論,還應進一步關注相關的法治理論。而法治和法治理論也是貫通經濟法與國際經濟法、經濟法學與國際經濟法學的重要紐帶。

   基于理論與實踐的密切相關性,在既往關注經濟法和國際經濟法的制度互補的同時,還應推進兩者的理論貫通。如能在國際經濟法中適當體現或融入國內經濟法的原理,則國際治理就會有更多的國內法基礎,從而更易于被各國接受,進而有助于解決貿易戰以及全球治理方面的諸多問題;同時,如能將國際經濟法的一些重要原理引入經濟法研究,則對于國內的經濟法治建設亦會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在現實的經濟法治建設方面,為了應對貿易失衡或整體經濟失衡所帶來的問題,中國需要在經濟法治的框架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增強國家和企業的競爭力。在新的歷史時期,在國家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各類貿易限制或經濟遏制不可避免。要推進國家的現代化,更需要不斷完善經濟法制度,有效發揮其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大力發展本國經濟,全面提升國際競爭力,在此基礎上,才能為提升國際經濟治理水平、增進人類的福祉作出更大的貢獻。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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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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