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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南:試論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時期為中心
管理員 發布時間:2019-09-26 23:17  點擊:112

   追念祖宗之世、推崇“祖宗之法”(或曰“祖宗家法”),是趙宋一朝突出的歷史現象。兩宋對于“祖宗之法”的重視與強調,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們討論宋代中央集權的活力與僵滯、各層級權力結構的分立與集中、“守內虛外”格局的展開、文武制衡關系的形成、官僚機制運作過程中上下左右的維系,乃至趙宋王朝的興與衰……如此等等,處處都會遇到所謂“祖宗之法”的問題。事實上,宋代政治史中諸多事端的紐結正在于此。或許可以說,離開對于“祖宗之法”的深切認識,則難以真正透過表層問題,揭開宋代政治史之奧秘;同時也難以真正把握宋代制度史之精髓。

   

   關于宋太祖、太宗的創法立制及宋朝家法的形成,關于宋朝家法對于北宋政局的負面影響,十多年前鄧廣銘先生在其《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一文中已有深刻論述;近年間學界圍繞相關問題亦有不少直接或間接的討論[1]。本文希望能夠對于上述研究成果有所補充。


一、從“務行故事”到“祖宗之法具在”

——北宋前期“祖宗之法”的提出以及其後的強調重申

   

(一)

   

   宋人心目中的“祖宗之法”(“祖宗家法”),是一核心精神明確穩定而涉及面寬泛的綜合體。它既包括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統治者應該循守的治事態度;既包括貫徹維系制約精神的規矩設施,也包括不同層次的具體章程。從根本上講,它是時代的產物,是當時的社會文化傳統與政治、制度交匯作用的結晶;其出發點著眼于“防弊”,主要目標在于保證政治格局與社會秩序的穩定。應該說,“祖宗之法”是趙宋多年以來動態累積匯合而成的。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歷代開國者所頒布的具有本朝特色的律令規則,常被稱之為“祖宗故事”乃至“祖宗圣訓”。引述祖宗朝的典制法規,以其作為目前事務的裁斷準則,這種作法,前代亦有,并非首見于宋。然而,將其凝聚為至高無上的原則精神,奉揚為一個朝代神圣的政治號召;大到朝廷決策的理論依據,小到任用官員、確定則例……凡事舉述“祖宗之法”,則是至宋代強化突出的。這種動輒引述列祖列宗的作法,在其後的元明清諸代,也都曾對當時的政治發生著深刻的影響[2]。

   

   圍繞“祖宗之法”,在宋代曾有許多不盡相同的提法,例如“祖宗法”、“祖宗家法”、“祖宗之制”、“祖宗典制”,等等。諸多說法的共同之點,在于對本朝前代帝王所施行法度中一以貫之的精神之追念與推崇。

   

   把宋太祖太宗時期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總結概括,將其稱之為“祖宗典故”、“祖宗之法”,并且奉之為治國理事之圭臬,始于北宋真宗時期。揭舉這一旗幟的直接創意者,應當說是有宋一朝著名的“賢宰相公”李沆、王旦等人以及一批矢意于治的士大夫。盡管宋代有些士大夫徵引《詩》稱周武王“繩其祖武”、成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以及“毋念爾祖,聿修厥德”等辭句,作為奉行祖宗法度的理論依據,但事實上,“祖宗之法”在當時的提出,顯然并非光大儒家理念的直接產物,而主要是在十世紀後半葉以來長期社會實踐中醞釀反思的結果。

   

   如何保證長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為五代之後短命的第六代,始終是縈繞在宋初統治者心間的重大問題。自宋太祖始,即經常與臣僚談及如何使子孫世代謹守開國以來所創立的法度。紹興初年,宰相呂頤浩曾與宋高宗說起太祖時的一件事:

   

   臣嘗見太祖皇帝與趙普論事書數百通,其一有云:“朕與卿定禍亂以取天下,所創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3]

   

   開寶九年(976年)宋太宗的即位詔書中,曾經明確說道:

   

   太宗的即位,經常受到非議;他的施政作風,也與太祖有諸多不同。但是,作為五代塑就的最後一代精英人物的代表之一,他憑借自己的政治經驗,繼承了其兄長開創的穩定趨勢,成功地杜絕了國家內部再度分裂的可能。從宋朝“文治”傳統之形成過程來看,太宗的所作所為,影響比太祖更為直接。

   

   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太宗對臣僚們說:

   

   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又大臣子孫鮮能繼述父祖基業。朕雖德不及往圣,然而孜孜求治,未嘗敢自暇逸,深以畋游聲色為戒。所冀上穹降鑒,亦為子孫長久計,使皇家運祚永久,而臣僚世襲祿位。[5]

   

   類似的談話有許多次。至道元年(995年)八月,太宗立三子壽王為太子,同時改其名為趙恒。當時,他撫著兒子的後背,特別說明了改名之深義:“名此,欲我兒有常德,久于其道也。”此事對于真宗趙恒影響頗深,他作皇帝之後,曾經有建議增損舊政者,他即舉述此事作為拒絕的理由。[6]

   

   至道三年四月,宋真宗即皇帝位,制書中強調說:

   

   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7]

   

   此後,在仁宗乾興元年(1022年)登極赦中,說“夙侍圣顏,備承寶訓,凡百機務,盡有成規,謹當奉行,不敢失墜”;英宗嘉祐八年(1063年)即位詔中,也說“夙奉圣顏,備聞圣訓,在于庶政,悉有成規,惟謹奉行,罔敢廢失”[8]這類規范一律的語言,并不僅止是表面文章,而是為當時國家政治局面的發展定下了基調。

   

   北宋建國以後,立足于矯枉防弊,創法立制,形成了一套富于針對性、注重實效的治國方略。宋初通過階段性目標集中、“先其大綱”、重在維系制約的一系列措置,相對平穩地再度實現了中央集權,顯示出長期亂離之中磨練出來的承上啟下的領袖人物們政治上的不斷成熟,也賦予趙宋不同于五代王朝的開國氣象。對于這一根本性轉變的實現,北宋的統治階層及士人們都懷著很高的歷史成就感。進入十一世紀,國內政治局勢安定,已有充分機會圍繞前期的政治經驗予以總結。對于立足于防范事端、化解矛盾的“祖宗之法”的體味、概括與認定,也就產生于這一過程之中。

   

   北宋前期的諸多制度,應該說并非繪制藍圖之後的全盤重塑,而是適應新的形勢,在中晚唐以來諸項制度基礎上逐步變通、有因有革的結果。同樣,宋朝的“祖宗之法”,事實上既非預先完整制訂,甚至也并非完成于太祖太宗兩朝;它不是一二位祖宗主觀構想的結果,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經過不斷的融匯、確認而豐富起來的。

   

   在晚唐五代激劇的社會變革過程中,士人中“清流”“濁流”、“文學”“吏治”、“文章”“經術”之類傳統分野受到了強烈沖擊。北宋前期,決策層的構成者們雖往往以進士起家,但多數長于吏干,是饒有應付事變的實踐經驗而理念色彩并不十分濃厚者,他們更為關心的是現實政治而不是空泛的道德問題。他們中的多數以純誠勤勉、淵默溫恭而著稱;其佼佼者,例如雖“寡學術”而“習吏事”、果斷深沉的趙普[9],“周知大體,多識舊章”[10]、謹慎凝重的呂端,“居位慎密,動遵條制”、以防微杜漸為念的李沆[11],被譽為“有華國之文,負經邦之業”[12]、“以儒學吏才張為國器”[13]的王旦等人,對于“祖宗之法”的形成及其提煉概括,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們是所謂“祖宗法度”的參與制定者和忠實維護者;或許可以說,他們就是祖宗之法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其“人格化”體現,“祖宗之法”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他們的言行反映出來,并且得以貫徹的。


(二)

   

   真宗前期,承繼祖宗遺緒,被認定為國家文治武功、光大太平基業的保證。士大夫們普遍認為,新皇帝的責任在于“垂子孫之貽謀,光祖宗之大業”[14];而且,“今國家三圣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茲辰也。”[15]

   

   在朱臺符、孫何等人于咸平二年(999年)所上奏章之中,都明確地表達了這種認識。次年,真宗北巡歸來後,王禹偁在其《賀圣駕還京表》中,也稱頌皇帝“奉承祖宗,威懷戎狄,但懋守文之策,靡衿神武之功”之美德。[16]

   

   即位于而立之年的真宗趙恒,盡管每每稱說“朕每念為君之難,且思繼志之重;兢兢業業,罔敢怠荒”,[17]

   

   而實際上,作為有宋建國以來生長于承平之世的第一代帝王,他一方面缺乏如太祖、太宗般把握政治局勢的能力,一方面又急切于標樹個人的統治形象。這一致命弱點,無疑被富有政治經驗的臣僚所洞察。

   

   不難看出,在當時情形下,循祖宗舊典、遵“祖宗之法”的提出,不僅是宋代帝王的統治方略,也是統治階級上層一些黽勉求治的決策人物用以說服乃至“懾服”君主、協調統治步調的合理方式。

   

   景德元年(1004年),皇太后去世後,李沆在請真宗節哀聽政的奏章中,曾經徵引前朝故事,說:“伏望循祖宗之舊典,稟母后之遺言;節哀順變,式葉前經,垂拱向明,躬決庶務。[18]

   

   在涉及國家根本大計的方方面面,更需要藉重于祖宗朝成規定法的影響。十一世紀前葉,正當北宋王朝自開創向守成轉型的時期,如何使人主兢兢業業,保證朝廷“無事”,決策層中的一些士大夫深切地感到了沉重的壓力。對于他們來說,五代亂離,殷鑒未遠。真宗前期的宰相李沆之所以被稱之為“圣相”,正是由于他在這一方面具有“先識之遠”[19]。楊億在為李沆所寫墓誌銘中說,李沆“謀事補闕,夜思晝行;納誨盡規,有犯無隱;深識大體,務行故事。”[20]

   

   《楊文公談苑》中也曾引述李沆自己的話說:“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

   

   李沆等人這種竭力維護“朝廷防制”,處處“務行故事”的作法,是對太宗即位詔所宣布精神的身體力行,被時人認為是深識治體的表現,事實上已經奠定了恪守祖宗法度的原則。

   

   景德以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祀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寧日。”[21]

   

   在此背景之下,位居首輔的王旦首先將“祖宗典故”“祖宗之法”作為治國原則提出,以期藉此抑制帝王過度偏離國家正常的統治軌道。

   

   歐陽修在《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中,說到景德(1004—1007)後期,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愿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22]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當真宗考慮允準其“深所倚信”的內臣劉承規之乞請,授予他節度使名銜時,宰相王旦義正辭嚴地說:“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無,不可聽也。”[23]據《宋史》說,“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24]

   

   祥符、天禧之際,真宗意欲以王欽若為宰相,王旦出面阻止,所舉述的理由之一即“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25]

   

   在當時,據守“祖宗朝”之典常故事,不僅是王旦等人制約帝王行為的有效藉口,也是他們行使政治信念的依據及建設統治規范的需要。

   

   宋仁宗天圣(1023—1031)、明道(1032—1033)年間,凡朝廷議而未決的事端,自科舉考試、天下馬政至殿宇營造,臣僚經常徵引“祖宗舊制”作為處置的依據[26]。天圣四年,宰相王曾等在議論考試舉人條目時,曾經顧慮到“今言事者必曰:‘此皆先朝舊規,不可輕議改革。’”[27]

   

   說明當時諸事引據先朝舊規已經成為風氣,祖宗朝的成章定制已經不容“輕議”。

   

   王舉正、李淑等奉命編纂的《三朝寶訓》,也在明道元年二月由宰臣呂夷簡奏進[28]。

   

   真宗時期乃至仁宗初年的統治者們,盡管致力于倡行祖宗之法,但當時所徵引、所舉述的“祖宗之法”,基本上局限于具體的法規“典故”,引述的直接目的在于保持政策實施的一貫性,防偏糾差。


(三)

   

   明道二年(1033年),稱制多年的劉太后去世,仁宗開始親政。朝廷中出現了匡正弊政的集中舉措。而當時君臣們認定的治世良方,不外乎祖宗法度。例如,殿中侍御史龐籍批評前此朝廷政令背離了祖宗之制,上奏章《乞改復祖宗舊制》:

   

   三圣垂統,紀律大具,陛下文明恭儉,紹隆寶圖,祗守先訓,克臻至治。臣竊見朝廷政令有漸異祖宗之制而宜改復舊貫者多矣,……實欲朝廷凡百政令率由舊章,沮勸允明,僥幸咸塞……[29]

   

   同年八月,端明殿學士宋綬也上言建議“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他追憶說:

   

   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共濟,若為內患,深可懼也。”……愿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30]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二月丁未條,記載著仁宗針對監察官員除授之事對于宰相李迪的批評:

   

   先是,宰相李迪除二人(按:指張沔、韓瀆)為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上曰:“祖宗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惶恐。遂出沔、瀆。

   

   仁宗朝,遇事講求“祖宗之法”的作法愈益普遍,對于“祖宗之法”的解釋逐漸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慶歷(1041—1048年)初期,國家受到空前的內外壓力,改革呼聲漸高。慶歷三年秋,新政的主持者之一樞密副使富弼上章《乞編類三朝故典》,其中說:

   

   臣歷觀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為首務。法制既立,然後萬事有經而治道可必也。宋有天下八十馀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太宗克紹前烈,紀綱益明,真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近年紀綱甚紊,隨事變更,兩府執守,便為成例。施于天下,咸以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刬革。[31]

   

   這里所說的“法制”,事實上就是指太祖、太宗乃至真宗時的“紀綱”“成憲”。奏疏進上不久,仁宗即命王洙、余靖、孫甫、歐陽修等人正式編修《祖宗故事》,[32]作為“萬事有經而治道可必”的保證。次年二月間,仁宗曾令王洙進讀《祖宗圣政錄》,該書很可能就是已經修成的《祖宗故事》。[33]

   

   慶歷四年三月,仁宗“于邇英閣出御筆十三軸,凡三十五事”,其中的前幾條是:

   

   一曰遵祖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宗愛民,孝思感噎……

   

   數日後,翰林侍讀學士丁度等進《答邇英圣問》,對于仁宗所書三十五事進行了一番注釋,特別指出其大義所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敗、忠邪善惡之事”。[34]

   

   在北宋中期以後的歷史上,“祖宗之法”愈益不容輕議,成為臣僚們闡發政治主張時立論的依據、諫諍規勸皇帝時通用的利器。

   

   宋神宗熙寧年間由于“新法”大規模的迅疾推行,在朝野激起了強勁的政治沖擊波。新法直接的目標所指首先是國家的財政經濟問題,之所以演化成為集中而突出的政爭,關鍵之一正是因為涉及到了對于“祖宗之法”的更革,引發出了由此而來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不久,朝政即有了重大的反復。五月,召為執政的司馬光在其《請更張新法札子》中,提出以“復祖宗之令典”作為下一步措置的核心。他說:

   

   國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撥亂反正,混一區夏,規模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馀年,四海治安,風塵無警,自生民以來,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危,收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35]

   

   被批評為“變亂舊章”的新法派代表人物,也更為主動地引述“祖宗故事”以申明主張。是年十月,太皇太后高氏與執政議選臺諫官員,章惇即以范純仁、范祖禹與執政親嫌為由,舉祖宗舊章反對說:

   

   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為臺諫官,皆徙他官。今皇帝幼沖,太皇太后同聽萬機,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36]

   

   類似的例證不勝枚舉。

   

   當然,“祖宗之法”決不僅止是士大夫說說而已、用以強化個人論點的單純工具。關于援引祖宗之法的意義所在,哲宗元祐(1086—1093年)後期范祖禹的一段話很有代表性。他說:

   

   古人有言:創業非難,守成為難。蓋危亡必起于治安,禍亂必生于逸豫也。今陛下承六圣之遺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業,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飭圣心,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37]

   

   像這樣語調嚴肅的勸告,顯然是希望年輕的皇帝感到凜然戒惕。而所謂“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之說,正反映出從李沆、王旦到司馬光、范祖禹們的苦心所在。


(四)


   宋廷“祖宗家法”一說的出現,似與“祖宗之法”不相前後。北宋前期,對于士人家族治家之“家法”嚴整與否,君臣們在朝廷之上曾經有所議論。太宗輔臣李昉家族世居京城之北,“凡七世不異爨”,其子孫輩亦皆“能守家法”。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曾對李昉的兒子李宗諤說:“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并且繼而指出:

   

   朕嗣守二圣基業,亦如卿輩之保守門戶也。[38]

   

   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范仲淹在仁宗面前批評呂夷簡,說:

   

   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終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不可不早辨也。[39]

   

   “祖宗家法”提法的出現,應該與當時對于“家法”的普遍重視有關。身為人主,帝王之家的“家法”自然有其特殊意義。范仲淹所說“陛下家法”,既包括維系皇族“家事”、制約姻戚關系的法度,又包括處理“時政”的原則。仁宗時的另一輔臣丁度,即曾經把“祖宗家法”的精神提煉為“憂勤”二字[40]。

   

   元祐五年(1090年),就哲宗納后事,范祖禹上疏于太皇太后高氏,其中有云:

   

   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圣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之家法也。……惟陛下遠觀上古,近監后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

   

   在章奏的最後部分,范祖禹又駁斥所謂“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說云:

   

   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可預之人。[41]

   

   顯然,宋人所謂“祖宗家法”,盡管經常涉及處斷皇族、宮廷內部事務之準則,但也涉及到皇帝面臨的各類中外之事。它既不同于學術、技藝傳承中分別門戶、世代謹守之“家法”,也不同于一般家族內部規范行為、約束門風的“家法”;即便是有關遴選后妃等類事宜,也不被宋代的士大夫承認為單純的“陛下家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對于趙宋王朝的家法、國法須作貫通的認識。事實上,對于“祖宗家法”,宋人通常作廣義的理解。

   

   元祐八年(1093年),宰相呂大防借邇英閣講讀的機會向哲宗“推廣祖宗家法以進”,他說:

   

   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

   

   關于祖宗家法的具體內容,呂大防分析為“事親之法、事長之法、治內之法、待外戚之法、尚儉之法、勤身之法、尚禮之法、寬仁之法”八項。他說:

   

   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皆尚華侈,本朝宮殿只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耳,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茍簡;祖宗以來,宴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于罷黜,此寬仁之法也。

   

   至于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42]

   

   這里所說的,主要是調整皇族內部關系、限制宗室外戚權勢的一些法則。南宋淳熙(1174—1189)末年,光宗即位之初,詔職事官輪對,鄭湜首先提出:“三代以還,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親,二曰齊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經也。”[43]也是就這一意義來談論的。應該說,這大致是狹義上的祖宗家法。

   

   明清之交的思想家顧炎武作《日知錄》,在其闡論禮制部分有《宋朝家法》一條,說: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于前人者數事:如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于梱,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為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馀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雜無紀,後之為國者并當取以為戒。[44]

   

   這里既說到皇室的服喪、立嗣等問題,也涉及到君臣關系問題。但他所談論的宋朝家法,似乎與當時的“典常”、“政事”以及“一代之制”無干,這顯然與宋代的情形不符。

   

   在中國傳統社會,帝王的“家法”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國法”。呂大防既然是向哲宗講述國家“百三十年中外無事”的原因,在宗室、外戚關系之外,自然也涉及到皇帝如何處理與臣僚關系的內容,例如寬仁之法。他的一番話,本意在于揭示“祖宗家法”的豐富內涵;但是,他話中的微言大義盡管出自防微杜漸之思,然而立意并非高遠,與其說他是在全面闡釋祖宗家法,不如說他是在特定背景下,有針對性、有側重點地向年輕的哲宗皇帝進言。

   

   呂大防有關“祖宗家法”的奏對,不久即遭到其政治對立派別的激烈批評:

   

   大防奏對十馀,有論“人主步自內庭,出御便殿,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覽之扼腕。蓋大防以腐儒之學、斗筲之器,循之臺鼎,因事輒發,以邪說猥詞鈐制人主,愚玩而已。強悍跋扈,莫此為甚。[45]

   

   即便與呂大防同一陣營中人,也并不認為他的表述足以概括祖宗家法的內容。例如,蘇轍就曾補充說:

   

   祖宗別更有家法,殊不殺人,大辟則案條,疑獄則奏上,有司不若唐之州縣得專殺人也。[46]

   

   在宋代,涉及到“祖宗家法”內容的敘說不勝枚舉。比如,《文獻通考·征榷考一·征商》中記載著南宋陳傅良的一段話,他說:

   

   我藝祖開基之歲,首定商稅則例,自後累朝守為家法。

   

   劉克莊在其《進故事》中,講到杜衍任相時抑絕僥幸之事,又說:

   

   內降非盛世事也。……惟我朝家法最善,雖一熏籠之微,必由朝廷出令。列圣相承,莫之有改。……此所以為極治之朝也。[47]

   

   這樣的“家法”,內外包容,巨細無遺,實際上就是自祖宗以來累代相承的規則,也就是所謂的“祖宗之法”。

   

二、“事為之防,曲為之制”

——宋代“祖宗之法”的實質精神

   

(一)

   

   開寶九年(976年)十月,宋太宗在其即位詔書中鄭重宣告:

   

   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48]

   

   這幾句話,是宋太宗及其輔佐臣僚對于宋太祖在建立諸般規章制度時所執持的原則,做了一番概括綜合與提煉之後,精心表述出來的。他們把太祖開國致治十七年間所一以貫之的核心精神,濃縮為“事為之防,曲為之制”八個字。

   

   宋初設范立制的立足點,在于防止前車之鑒的復現。楊億在其《談苑》中說:

   

   太宗嘗謂侍臣曰:“國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焉。帝王合當用心于此。”[49]

   

   顯然,當時內政施設的核心,在于“防弊”;君主所警惕的“內患”,首先是指有可能發生在臣僚中的“奸邪無狀”。而這一後世統治者“謹當遵承,不敢逾越”的法度,法度所體現的預設防范、周密制約精神,就是宋人常說的“祖宗之法”(或曰“祖宗家法”)。它并不僅僅是對太祖一代統治立法原則的總結,也不僅僅是宋太宗恪謹奉行、并加以擴充的安邦之術,而且是兩宋三百年間歷代帝王尊崇不輟的治國原則。

   

   北宋初年,宋太祖及其決策集團對于自身實力及面臨的局勢、潛在的對手有較為清醒的認識,他們以比較理智的態度,采取相對寬緩平和的方式,層層推進,步步為營,化解了許多棘手矛盾;同時,也為國家日後在各個方面的發展奠定了相對穩定寬松的政治基調。決策者對于“召和氣”的關心,也隨之成為統治思想方面的主要內容。

   

   宋代的中央集權制度,大體上是在“專務以矯失為得”[50]的原則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權之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如何防范文武重臣的篡奪之禍;如何防止人事、財政、軍政等大權旁落;如何禁制百官間憑藉種種因緣相互朋比,以致構成為專制政權的離心力量;如何消除地方上已在或潛在的割據勢力;等等。任人格局中“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51]的良苦用心,諸般施設中所貫徹的文武相制、內外相維、上下相軋原則,都分明體現出“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精神。

   

   對于民間文化發展、經濟事業、社會生活等方面,自建國之初宋廷即因仍自然趨勢而未予過多干預[52]。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為士大夫群體力量的形成、為其參政議政提供了適宜的外在條件。到北宋中期,“與士大夫治天下”[53]已經成為君臣雙方的共識。

   

   北宋時期,在士大夫們積極參與設計更革之下,設官分職體制中的理性化精神,日益充分地顯現出來。官、職、差遣的分離,在緩解矛盾、著眼效率的同時,確立了職級與事類的分立體系,事實上保證了事權的明確與集中。中央官僚機構設施既相互補充又相互制約:主民政的中書門下、主軍政的樞密院、主財政的三司,形成為事任分立的相互維系態勢。宋神宗元豐年間的官制改革,維持了寓含“祖宗深意”的民政、軍政分峙格局;即便是在一度恢復的三省體制中,也不過是將行政事任的分離仿唐制改為決策過程出令與審核的分離。從根本上講,互相制衡的精神一如既往地貫徹于其中。

   

   在官僚政治事務的運作方面,倚重于嚴密規范、易操作可把握的制度程式,拘牽于具體法規而冀圖限制決策人、執行人的能動作用。“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的考試錄用方式,以“依資序遷”為準繩的官僚選任原則;人事管理、財務審計、鞫讞分司、磨勘覆核等各項事務中滲透的制衡精神以及對于文牘檔案材料的重視;一系列技術性實施手段的完善,對于各環節人為因素干擾之警惕;從中央到地方訊息搜集渠道的拓展、內外訊息交流的頻繁,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訊息公開;士大夫們對于行政運作程序及其內容的密切關注……凡此種種,無不體現出宋代官僚政治運行體制中對于防范技術性弊端的自覺程度。

   

   宋人所說的“法制”,經常是與“祖宗之法”相聯系的[54]。“任人”與“任法”的權衡與爭執,幾乎貫穿了兩宋三百年。盡管士大夫們普遍認識到“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55],但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卻經常難于恰當處理二者關系。南宋時陳亮在其策文《人法》中曾經說,“漢,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今日之法可謂密矣:舉天下一聽于法,而賢者不足以展布四體,奸宄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為。”他指出:“任法者,本朝之規模也;易其規模,則非後世子孫所當出也。”他建議施行“變通之道”,并且分析這一論爭長期未得以解決的原因在于:

   

   今儒者之論則曰:“古者不恃法以為治。”而大臣之主畫、議臣之申明,則曰:“某法未盡也,某令未舉也。事為之防,不可不底其極也;人各有心,不可不致其防也。”其說便于今而不合于古,儒者合于古而不便于今。所以上貽有國者之憂,而勤明執事之下問。[56]

   

   此處有關“事為之防”的解說,可謂一語中的,點破了“人”“法”之爭的機竅所在。

   

   保持綱紀穩定少變,從而保持政治局面乃至整個社會的安定,這無疑是宋朝“祖宗之法”的題中之義。從趙普到李沆對于僚屬“生事”的斷然反對,從呂端“利不百,不變法”的主張到司馬光等人對于“祖宗不足法”的激烈批判,除去既得利益的驅動使然,也令人體味出祖宗之法講究恒定慎重、警惕翻覆紛亂的要諦。

   

   李攸《宋朝事實》卷三記載著真宗與宰相們的一段談話:

   

   右正言知制誥朱巽專對,言朝廷命令不可屢有更改,……庶幾張綱紀以絕分爭。上顧宰臣曰:“此甚識體。且事之可否,報政之地所宜盡言無隱,惟貴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賴卿等慎守經制。若一事遽行,則攀援重臣,詞說競起,處置頗難。是知今所施行,不可不慎。至若言事利病,輕為厘革,初則皆以為當,後則翻成有害;及復正其事,乃是朝令夕改。此事允當執守。《書》云:‘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此之謂也。”

   

   真宗所說的“體”,亦即“治體”,就是“慎守經制”。而“慎守”背後,“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良苦用心是顯而易見的。

   

(二)

   

   從歷史上看,對于祖宗朝法度的肯定與追念,通常產生于參政議政者們針對目前形勢的反思之中。唐代直接總結太宗治國之法的《貞觀政要》,出現于經歷過數十年曲折之後的開元時期;對于祖宗治世的懷戀,盛于中唐以後。急于求治的憲宗、文宗等帝王都曾經與臣下討論“國朝故事”;銳意振興的陸贄、李絳、元稹、李翱、劉蕡等人,也都曾強調“高祖、太宗著法垂制”之深意,建議“復高祖太宗之舊制”,“紹祖宗之洪緒”[57]。這種背景,使得被追憶的祖宗法度不可避免地帶有自後人出發的主觀色調。

   

   宋人所稱道的“祖宗之法”,既是列祖列宗所確立的諸多規矩之總括,又是其中體現的調整內外關系準則之通稱;它不僅包括某些可列舉的具體條款,更包括一些滲透于社會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的精神。作為集合性概念,“祖宗之法”界域的模糊性,使得它相對富于彈性,便于有針對性地發揮引申;同時,也使得對于它的解釋有可能歧異紛紜。不同時期,在不同政治群體的心目中,顯然有著不同的祖宗之法;它依照人們的不同理解,而凸顯出不同的側重面。至于“祖宗之法”究竟有哪些具體內容,即使在宋代,也是言人人殊。

   

   從宋代的政治實踐來看,所謂“祖宗之法”,從標樹到運用,無不與朝廷的現實政治生活緊密相關。現實軍政事務的瞬息萬變,往往迫使決策者不拘定法而采取較為靈活務實的應變措施[58]。但即便如此,“祖宗之法”的原則仍然難于輕易繞過,仍然可能滲透其中。原因之一是因為,“祖宗之法”所體現的,從根本上說正是防弊應變的理念與原則。

   

   事實上,抽象理念與現實政治有著密切的關聯。在面臨政策抉擇之際,在士大夫闡論己見之時,政治實踐的變化與需求經常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既然如此,議論者心中、口中的“祖宗之法”,必定帶有倡行者的主觀認識色彩。它不一定是祖宗們創法立制原意不折不扣的反映,而可能是寄寓著後人理想、有賴于後人闡發(甚至經過改造)而被認定為“祖宗之制”的。在不同社會群體的心目中,應該效行的祖宗之法內容并不相同;而即便是同一群體,由于時異事變,對于祖宗之法的理解也會有所不同。

   

   僅以對于仁宗之政的認識為例。

   

   慶歷三年(1043年)范仲淹在其奏疏中批評當時“綱紀制度日削月侵”[59];如前所引,富弼也曾上疏要求編類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故典,作為整頓法制的依據。他認為“近年紀綱甚紊”的根源,正在于未能謹守祖宗成法。

   

   《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八載有慶歷革新的積極參與者石介所作《三朝圣政錄序》,其中力倡遵行光大“祖宗垂憲”:

   

   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樂其業,我太祖、太宗、真宗憂勤養理之功歟!禮樂文物,煥然而章明,教化刑政,淳然而大和。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真宗繼之,太平之業就矣。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圣神、真宗之文明,授受承承,以興太平,可謂跨唐而逾漢,駕商周而登虞夏者也。……

   

   皇帝陛下有太祖、太宗、真宗之資,則當法建隆、開寶、興國、雍熙、至道、咸平之政,以阜萬民,以繼太平,以丕于三圣之光,以樹乎萬世之基。……茍能更斟酌祖宗垂憲,效而行之,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皇祐元年(1049年),文彥博《上仁宗論治必有為而後無為》,勸告皇帝:

   

   臣以為方今之務,正在謹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當矣。……紀綱正而朝廷尊,號令行而天下服。[60]

   

   嘉祐四年(1059年),司馬光向仁宗皇帝進《五規》,其《惜時篇》中著意強調:

   

   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茍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61]

   

   從上述章奏的內容來看,無論在仁宗前期、中期或是後期,范仲淹、富弼、石介、文彥博、司馬光等人都并不曾認為他是祖宗法度的模范繼承者。然而,數十年後,宋仁宗的形象卻似乎有所轉變,儼然成為祖宗之法的化身,成為後世帝王所應直接取法的榜樣。

   

   《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二《君道門·法祖宗》載元祐七年(1092年)三月范祖禹《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其中說:

   

   臣掌國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圣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能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為仁也。……臣愿陛下深留圣思,法象祖宗,日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答群生之望,則天下幸甚。

   

   同年十二月,范祖禹采集“仁宗圣政”三百馀事,編錄為《仁皇圣典》六卷進奉,并且再次進奏,請“專法仁宗”:

   

   修德之實,唯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世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于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內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62]

   

   自然,數十年前的仁宗之政不可能改變;有所改變的,是一些士大夫對于仁宗之政的看法。而這種看法的轉變,顯然與王安石變法在士大夫層中激起的趨向保守的反應有關。

   

(三)

   

   朱熹曾經說,宋代的列祖列宗們,“于古制雖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卻極謹”[63]。

   

   “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精神,強調保持對于意外事變的戒惕心態,以制度的平緩調適換取政治的穩定。這一“祖宗之法”精髓的認定,在防范纖悉、有效保證了政局相對平穩的同時,對于兩宋官僚政治的發展,也產生著深刻的負面影響。在士大夫中受到廣泛應和的“利不百,不變法”的主張,普遍存在的對于“變更祖宗法度”的疑慮與抵制;長期困擾兩宋政治生活的朋黨問題,乃至南宋在強敵當前之際的收武將兵權問題,如此等等,無不與宋代的立國之策有著直接的關系。

   

   北宋一個半世紀中,很少有人對于“祖宗之法”發起直接的批判或沖擊。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難簡單歸結為士人們的思想皆被因循保守政風所強烈左右甚至嚴密控制。

   

   對于祖宗之法的維護與倡行,研究者通常認為出自于保守派別的政治主張。實際上,對于這一問題,需要結合當時特定的政治情勢具體分析。在有些情況下,遵行“祖宗之法”,是作為限制時下弊端、批評現實政治的理論依據被提出來的。

   

   北宋初期所創建的制度法規,從總體上講,在當時有利于社會的諧調發展與進步。其具體措置以“務實”為特色,不拘一格,滲透著不少創新的精神。而其中一些合理思路,經過政治家們的整理,形成為可資憑藉的統治規范。列祖列宗的作法,因為時移事異,本不相同;被籠統稱之為“祖宗之法”的這一綜合體,事實上決非鐵板一塊。它既經歷著不斷的調整充實,又存在著自身固有的矛盾,同時,其原則、其內容,也有待于士大夫們的解釋闡發。

   

   基于這一認識,我們或許可以了解,在宋代,為什么不僅是主張保守傳統的人物高揚“祖宗之法”的旗幟,強調凡事依照祖宗朝的“既定方針”行事;即便是主張變革的士大夫們,也時常以“斟酌祖宗垂憲”為念。

   

   宋代較為開放的時代氛圍,無疑鼓勵了士大夫們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時局與世風的趨向。這種局面的出現,一方面由于統治者政策上鼓勵敞開言路,不罪言者;另方面也是由于儒家文化傳統的熏陶與“濟世”精神的復振,使得士大夫中的批判意識、參與意識空前高漲,孕育為滲透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個層面的時代風氣。北宋中期,以范仲淹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64],群體凝聚意識愈益自覺;他們將個人修養與天下國家興亡聯系起來,建樹社會所需要的理性價值體系[65],同時積極自本朝“治世”的政治實踐中汲取思想資源。

   

   宋仁宗時,國家面臨的財政、吏治問題以及各類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引起強烈關注。一些力主變革的士大夫在批評時政的同時,揭舉起復振祖宗之法的旗號。他們的主張著眼于振興法制,寄寓著對政治清明的憧憬;其中所傳達的,不是因循保守的傾向,而是對于現實政治的不滿,以及要求整飭、要求有為的迫切愿望。

   

   慶歷年間,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抨擊積弊,力倡新政。在新政的綱領性文件《答手詔條陳十事》疏中,范仲淹指出“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而當時“綱紀制度日削月侵”,“不可不更張以救之”。他提出的端本澄源辦法,則是要“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66]。同一時期,在富弼、石介等人所上奏疏、所作文章中,也都呼吁“謹守(祖宗)成憲”、“斟酌祖宗垂憲”[67]。而銳氣正盛的歐陽修,在其彈劾王礪的奏章中,舉述的主要罪狀即是“謗黷先朝圣政”[68]。

   

   慶歷三年(1043年),“盜”起淮南,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御,厚賂使去。事聞,富弼議誅之,范仲淹欲宥之。面對富弼“舉法而多方沮之”的責備,范仲淹“密告之曰”:

   

   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

   

   此事後來令富弼感慨萬端,以至于稱“范六丈,圣人也。”[69]

   

   看來,對于新政派而言,多層面的祖宗成法具有多重的意義:不僅是新政派復振綱紀的楷模,也是他們主觀上保護自己的屏障;同時,又是他們實際上“變通”更革的對象。

   

   從現象上看,慶歷新政的支持、反對雙方并未就“祖宗之法”正面展開沖突;新政是由于觸犯了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受到誣謗而失敗的。對于范仲淹、富弼、杜衍等人的批評,主要是“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自居鼎輔,靡協巖瞻”[70],等等。李燾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慶歷四年六月壬子條中,記載道:

   

   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幸者不便;于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71]

   

   總結起來,批評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糾集朋黨,二是更改綱紀(如考課法、任子法、磨勘法等)。反對派針對新政提出的主張,是“望酌祖宗舊規,別定可行之制”[72]。

   

   雙方為論證自身舉措的合法性,皆標榜“祖宗之法”以為旗幟,而他們所理解、所宣稱的祖宗之法,關鍵迥然不同。以“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為核心的趙宋祖宗之法,戒惕高級官僚中集團勢力的形成,要求充分貫徹互相制約、互相維系的原則;而且,北宋建國八十年後的慶歷年間,朝廷以“召和氣”為念,希望庶政平和而警惕變更的代價。范、韓、富、杜、歐陽等人的相互扶持、和衷共濟,他們敢為天下先的任事精神,他們對于政策法規的銳意更革,無不沖擊著長期以來固守現狀的循默政風,進而觸動了朝廷主導意識中已經趨于神圣化、僵滯化的祖宗之法。

   

   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主持推行的新法,更由于貫徹其間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而遭到強烈阻力與嚴厲批評。朝野辯爭的重點,在于是否應該謹守祖宗之成法。“祖宗之法”是傳統派論辯中所執持的主要思想武器,而他們所闡釋的“祖宗之法”之內涵,多局限于諸般具體施設、成規定制。

   

   實際上,“以社稷為憂”的王安石,在力圖突破“祖宗成憲”諸多束縛的同時,對于“事為之防”的原則精神,有著一定程度上的認同。早在嘉祐六年(1061年),在其奏疏《論舍人院條制》中,他就說過:

   

   自古亂之所生,不必君臣為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不早,以小失為無傷而不改,以小善為無補而不為,以阿諛順己為悅而其說用,以直諒逆己為諱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眾矣,乃所以為亂也。[73]

   

   但他心目中的防微杜漸,并不限止于關注“小失”“小善”,其方式亦不滿足于微調。在《上田正言書》中,他說:

   

   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翳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74]

   

   在《上時政書》中,他說:

   

   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茍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于大亂。[75]

   

   神宗即位後,思慮“祖宗平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針對皇帝的發問,王安石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其中總結道:

   

   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于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圣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愨,此其所以獲天助也。

   

   他指出前代帝王(所謂“累圣”)“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批評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76]

   

   王安石并非完全站在祖宗法度的對立方面,但他也從不將祖宗法度理想化。他所追求的,不是以恪守成法、因仍自然來維持統治的穩定,而是要通過“擇利害”、“辨是非”,通過“詢考賢才、講求法度”的“大有為”措施,來達到治弊防亂的目的。他倡行變法的指導思想,即要根據“所遭之變”及“所遇之勢”進行改易更革,以期解決“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77]的嚴重問題。

   

   據馬永卿《元城語錄》說,劉安世在講到熙寧變法的初始原因時曾說:

   

   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萎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

   

   熙寧變法大約百年之後,理學家朱熹多次向他的學生們批評歷代承襲之弊,因及熙寧變法,曰:“亦是當茍且廢弛之馀,欲振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78]

   

   從這里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基本否定熙寧新法的政治派別中間,對于一味固守“祖宗之法”造成的“舒緩萎靡”“茍且廢弛”,比較清醒的士大夫們也是持批評意見的。

   

   王安石從未直斥“祖宗之法”,但他確曾表明自己的立場說:

   

   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改變?[79]

   

   他也曾經批評過吳申“謹奉祖宗成憲”的意見:

   

   且如“謹奉成憲”,不知申意欲如何“謹奉”?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謂之“謹奉成憲”,恐非是。[80]

   

   以有為的、發展的觀點看待祖宗之法,在這一層面上,較之司馬光、文彥博等人“祖宗之法不可變”[81]、“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82]、“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83]的主張,王安石的見識顯然高出一籌。但是,在宋代,真正對于“祖宗之法”的實質有較為深刻認識的,還是南宋時的一些思想家。


三、“矯失以為得,則必喪其得”

——“祖宗之法”的內在矛盾與北宋後期的政治


(一)


   宋代強調延續性的“祖宗之法”,使人容易理解為“前朝之法,後朝之規”;而事實上,卻并不如此簡單。特別是政策法令層面的內容,各個階段中變更不已,因時因事的局部調整,屢見不鮮。希望通盤恪守,在實踐中是不可能的。僅以役法為例,太祖太宗朝的作法絕非一概被沿用——有差役,有募役,有熙寧之令,有元祐之規,前詔後敕彼此抵牾,聲稱要效行祖宗法度的臣僚們,其實是在各取所需。

   

   宋代的“祖宗之法”,既蘊含著防范弊政的根本性原則,又包括著時效性較強的政策法令,甚至囊括了不同方面不同層次的具體規章。這樣一組集合體,內容互有關聯而性質、適用范圍各不相同,無疑難以作為一個整體,適應變化中的政治、經濟、社會形勢而恒定地發揮其主導作用。

   

   朱熹在總結本朝政治教訓時曾經說:“本朝祖宗積累之深,故無意外倉促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不為意外之防。”[84]

   

   宋代設范立制的目標在于防范意外倉促之變,因此而塑就了維系綿密的精細制度。不幸在矯枉的同時卻又過正,結果適得其反。就內外格局而言,一方面是強干弱枝,一方面又是守內虛外:

   

   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85]

   

   “無意外倉促之變”則已,遇變即應付無著,正所謂“矯失以為得,則必喪其得。”[86]

   

   內政方面的措置亦是如此。作為宋廷處理朝政的核心綱領,“祖宗之法”曾經被崇奉為天經地義;而其內容界定模糊,不同層次的施為混作一體,解釋日趨僵滯且流于表面化,從而很容易喪失其可能具有的活力,而淪為政治斗爭中黨同伐異的工具。

   

   即如朋黨問題,北宋統治者對于臣僚糾結朋黨的戒惕,恰恰促使了朋黨之議的勃興。作為政治利益群體,“朋黨”范疇之不確切,使其難于查實而易于被利用;同時容易激發情緒沖動,調動群體間的敵對意識,導致酷烈的派系政爭。

   

   在宋代,處于社會地位流動、政治風云變幻的大環境中,士人們憑藉多層面的關系聯結為群體、劃分為派系,相當自覺地構筑著交錯蔓衍的關系網絡。無形的社會關系滲透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形成一種不容忽視的社會力量,影響著諸多事物的運行過程。宋代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事件中風云人物的縱橫捭闔,都潛藏著群體利害關系的作用力。無休止的黨爭既與這種群體利害密切相關,同時,亦與北宋帝王為使臣下“各不敢為非”而鼓勵“異論相攪”的“祖宗家法”有直接關系。

   

   熙豐變法之後,從元祐“更化”到紹圣“紹述”,再到“建中靖國”,二三十年間政治風云變幻翻覆。這一期間,所謂“正人端士”立于朝者不少,而卻未能抓住歷史曾經賦予的整奮時機。他們中的許多人雖欲更新政治卻又熱衷于各立門戶,致力于制造清一色的政治局面。“君子、小人不參用”的聲浪,北宋中期以後日益高漲。這種以政治“立場”觀取代理性是非觀,以“立場”劃限定界、甚至解釋一切的思維態勢,使不同的派別乃至個人一概攪入政治旋渦之中,終至使“立場”等同于、淪落為“好惡”二字,從而再無真正的立場與獨立性可言。

   

   北宋後期,從朋黨之防到黨籍之禁,逐步升級,愈演愈烈。當時所謂的“朋黨”,經常犬牙交錯,并不是畛域嚴格的團體,而是適應政治斗爭需要產生、人為推定的“派別”。這只要看看崇寧以來的“元祐黨籍”,就完全清楚了。

   

   長期以來,宋王朝有意識地強調禮義道德規范,作為政治法制的補充;而且不惜以功利化的手段予以獎懲、刺激。而在詮釋之際,統治集團往往自主觀的善惡、義利角度出發,甚至與現實政治直接聯系,為“道德”“奸邪”、“君子”“小人”列隊劃線。終極目標與應用手段、評價標準之間出現了深刻的矛盾。在這種背景之下,一方面,手段的膨脹,使其極易與目的發生錯位,“道德”與“刺激”不期然而然地結緣,甚至成為尋求獎賞的工具,所謂“君子”為追求褒揚升遷而力圖彰顯其立場與“德行”;另一方面,在政治氛圍緊張非常的情勢下,即使是正常認識差異、學術文化問題亦可能被人為政治化、道德化。對于“一道德、同風俗”的片面追求,不合理地將道德標準過度拔高、涵蓋一切,結果恰會導致道德實踐的虛偽,真所謂“尊之適所以卑之”。在當時,士大夫個人的道德失落經常受到鄙夷;而政治斗爭中集體性的道德失落,卻往往隱蔽在道德標準絕對化的高揚旗幟之下。

   

   宋徽宗在位期間,盡管一仍前期諸帝說法,自稱“永惟繼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艱”[87],但他與所倚重的蔡京等人恰恰拋棄了祖宗一貫注重的謹慎持重政風。持續數年的大規模政治整肅,已經全無是非可言。它將政治上的對立關系推向極端,使北宋賴以立國之“元氣”大傷。無休止的黨派紛爭,使得士人間正常平和的人際關系驟然緊張,破壞了以往派系間的大致平衡;而這種制衡關系,本是趙宋的祖宗之法所著意維持的。所謂的“新法”繼承人,不僅毀掉了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新法,毀掉了不止一代精英人物,也毀掉了趙宋王朝百馀年間養育起來的士大夫政治傳統,最終毀掉了以溫厚寬仁“召和氣”自詡的北宋。

   

(二)

   

   宋政權南渡後,被靖康亡國之恥警醒的一些士人,曾經從不同方面總結祖宗成法的得失教訓。

   

   除前舉朱熹、陳亮等人之外,葉適也曾經痛心地批評“夫以二百馀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獨棄置而未講”的狀況,并且進而指出:

   

   本朝之所以立國定制、維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為言。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士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為懦弛之行以相與奉繁密之法。遂揭而號于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術也。”以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遠矣,而其人之懲創五季者不忘也。至于宣和,又加遠矣,其法度紊矣,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況靖康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為禍亂之馀,紹興更新以至于今日;然觀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議論,提防扃鑰,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季也哉?[88]

   

   他又說:

   

   國家因唐、五季之極弊,收斂藩鎮,權歸于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為不分。……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下之慮也。[89]

   

   明清之際的又一思想家王夫之,在其《宋論》中,批評宋朝家法說:

   

   一得一失之幾,決于君相之疑信,非由天下之強弱,其當審矣。以[趙]普忮害之小慧,而宋奉之為家法,上下師師,壹于猜忌……

   

   一方面是對內矯失被奉為“一代之法度”,北宋中後期以至南宋,時代大變,民族矛盾壓力突出,朝廷法制卻泥守不變,造成國家“外削中弱”的局面;一方面是“壹于猜忌”“禁防纖悉”而不明關鍵,“真所以得之之道獨棄置而未講”。葉適乃至王夫之的言論,在總結宋代政治得失時,將批判的鋒芒直接指向趙宋王朝“立國定制”的基本點,指向了祖宗之法“務以矯失為得”的防弊原則。

   

四、結語


   如今,對于宋朝的“祖宗之法”,應該作出更為理性的分析。這套法度,似乎可以說是當時決策層理性行政及其經驗哲學的結合與折衷,體現著他們的“政治智慧”[90]。只有將它置于特定的社會政治情勢之下,使其合理內核剝離顯現出來,才能充分認識其中滲透的調適功能及其對于穩定政局可能具有的突出意義。

   

   同時也應該看到,在前近代社會,根本談不到“科學立法”,因此,前敕後令相抵互異的情形十分常見,其內在矛盾本來無法避免。這事實上為解釋時的各執一詞與施行中的各取所需預備了條件。宋代的決策集團希望以恒定的法則來應付萬變,而將含有“事為之防,曲為之制”寓意的諸多政策制度章程一概包容入祖宗之法范圍之中,這使得“祖宗之法”自其提出之日起即存在著內在的“穩定”與“時效”的矛盾、前法與後令的沖突。

   

   “祖宗之法”作為一個整體被視之為神圣以後,宋人對于祖宗之法的理解愈益機械、凝滯,立國初期注重實際的合理務實取向反而不得發揚。北宋前期精英人物們的“杰作”轉而束縛了其後相當一批精英的頭腦。

   

   宋代統治者設置法度以防微杜漸,“防弊”之針對性相當具體,不幸卻缺乏應變機制,缺乏遠見卓識。在這一政治體制長期運轉過程中培養出來的習熟政務、舒展有致的官僚受到器重,而真正以天下為己任、具有氣魄的政治改革家則往往受到疑忌,被認為觸犯了祖宗法度。

   

   事實上,對于“祖宗之法”的守與不守,變與不變,北宋的改革派與傳統勢力的爭論,相對緩進的改革主張與比較激進的改革思想之差異,主要是圍繞政策法規層面展開的。趙宋一朝,具體規章時有改變,而矯失防弊的原則始終在相對穩定地發生作用。北宋前期寇準企圖突破的是“資格成例”的桎梏,慶歷新政沖擊的主要是年久弊生的綱紀制度,王安石變法的直接改革對象也是政策設施層面的問題。但是,由于政策法規中一些敏感問題的背後,通常關系到更深層次的癥結,因而牽動出甚至觸動到朝廷維系防范的根本原則,從而為注重“鎮靜”的傳統派和以“繼統”為念的君主所不容。

   

   無庸置疑,看似尊崇的“祖宗之法”,在宋代風詭云譎的政治斗爭中經常處在被某種政治勢力利用、為某種政治勢力服務的卑下地位。試圖將其玩弄于股掌之上者絕對不乏其人。這種現象出現在宋代的各個時期。比較明顯的一例是,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稱制多年瀕臨去世的劉太后,在其遺誥中,一方面聲稱令“皇帝聽政如祖宗舊規”,一方面又顯然悖離祖宗法意,提出要已經成年的皇帝再尊太妃為皇太后,“軍國大事同太后內中裁處”。[91]盡管這一荒唐要求遭到臣僚及時有力的抵制,但類似的事情仍然時有發生。

   

   如前所述,宋人所謂“祖宗之法”,并非將其列祖列宗之政不加甄選地一概包容,而是擇取“祖宗故事可行者”予以認定。從北宋到南宋,“祖宗之法”時時處處被不同群體在不同的場合下就其不同側面不同意義加以引述。而對于影響如此重大的軌范典則,臣僚們并未積極要求朝廷澄清其實質內涵;另一方面,即便在強調齊一觀念的時候,宋廷也無意著力就此關鍵來統一認識。這種看似奇怪的現象,或許正提醒我們注意,“祖宗之法”范疇的不確定性,適應著不同信念的官僚士大夫們爭取自身“話語空間”的需要,為其倡行者、實踐者提供著闡發、解釋的機會。而這種解釋權,在賦予“祖宗之法”神圣意義的同時,也賦予解釋者們以不容輕議的權威地位。

   

   筆者個人以為,對于“祖宗之法”自不同角度加以引述,甚至闡發出截然不同的內容,是復雜多變的政治環境的自然產物,并不能由此否認“祖宗之法”的存在。宋代的“祖宗之法”,既有其客觀內容,更有其主觀意義;應該從“實”與“虛”兩個方面來加以認識。一方面,“祖宗之法”的根本精神與宋代諸多法度的深層意義相聯系,在宋代政治生活中的切實影響力是無從繞過、無法回避的,無論事實上對于“祖宗之法”采取何種態度的群體,都不得不顧及到這一點:從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剖析其精神實質及客觀影響——是為其“實”;而與此同時,就其整體而言,“祖宗之法”又并非固定具象的實體,它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抽象的意識,反映著一些探求治道的政治群體心目中的理念,受到追述者主觀立場或隱或顯的影響,它的內涵遠非統一確定,甚至給人一種難以捉摸把握之感——是為其“虛”。

   

   說到宋代政治史中諸多問題的癥結在于趙宋的“祖宗之法”,并不等于說,我們分析當時的任何問題都可以以此作為框架,簡單地套用即迎刃而解。盡管如研究者所說,恪守“祖宗之法”會帶來政治上的因循僵滯;而實際上,宋代的“祖宗之法”既非真正至高無上而不可逾越,亦非一成而絕然不變,其內容既時而有所調整補充,即在一定程度上對于以往的成規定法有所背離。“祖宗之法”本身從來不是固定永恒的排它性“框架”,正因為如此,它才有可能在宋代被意見迥異而如許眾多的士大夫所侃侃引論。

   

   宋代的“祖宗之法”既然涉及到內核、表象等諸多層次、不同方面,其內容并非鑿實確定,而對其理解又遠非趨同一貫,故而以是否宣揚、倡行“祖宗之法”作為判斷所謂“改革派”與“保守派”的主要標準,顯然是不夠科學的。這一問題的復雜性,使得它在宋代歷史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認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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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祖宗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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