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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慶:關于子貴母死制度研究的構思問題
管理員 發布時間:2019-09-22 23:16  點擊:300

 我抓住“子貴母死”制度問題來研究,并非認定此問題中會發現認識拓跋歷史的重大線索,只是想找到這一奇特制度的來龍去脈,這肯定會對拓跋歷史的認識有所幫助。我萌生此念,是覺得初行此制時道武帝像是經過相當充分的考慮,懂得它的得失之處,而且多少有應付不測的思想準備,而不像是一種臨時心血來潮的不顧后果的因應措施。道武帝這樣一個“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的野蠻人,居然找到偶見的漢代典故作為口頭依據,雖有“太子”的強烈反抗而不回頭,并且從此形成代代因襲的北魏定制,這顯然不是用個人的殘酷習性可以解釋通暢的。也許這種需要付出如此巨大代價的制度,真有某種還沒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層背景。

   

   這個問題既然是從君位繼承中產生的,我就以道武帝為基準,一代一代地向上追蹤。結果與預期恰恰相反,看不到舊君殺妻以立新君,新立之君皆無血親母后的事實。看到的卻是幾代君主都有強有力的母后,新君靠母后護持,才能得位和固位。至少從桓帝祁后以來,拓跋部女強人輩出,代代都有。道武帝本人之母賀太后就是很有能力的女強人,道武帝如果沒有這樣的母親就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君位。這些事實證明拓跋部已形成了母強立子的歷史傳統,而看不到有導致子貴母死的歷史背景。既然如此,我好像是應當另尋新路了。可是我換了一個角度來估量這個問題,想到母強立子傳統既然確是事實,而子貴母死制度又畢竟還是實行了,兩者之間內容截然相反,反差如此強烈,是否這正是應當探索的癥結所在呢?

   

   換了角度看,思想果然開竅了。道武帝本人,在建立北魏之前不過是部落聯盟的酋帥,在此之后卻成為君主專制國家的皇帝,他地位的陡然變化,不正是一個極強烈的反差嗎?前面說到君位傳承中所看到的反差,是否正是從屬于后面所說道武帝地位變化這一個同樣強烈的反差呢?我肯定地認為正是如此。這樣,我的研究在這個環節上找到了目標,真有點“豁然開朗”的感覺。

   

   拓跋舊制,“七族”、“十姓”血緣相近,“百世不通婚”,拓跋婚姻必取之拓跋以外部落。拓跋居部落聯盟領袖地位,其君后和母后的部族一般具有相當實力。按習俗,這是一種政治婚姻,它能鞏固婚家部族利益,也有利于部落聯盟的維系與鞏固。事實上,有不少部族與拓跋是世代通婚,包括娶后和嫁女。君后有強大的部族背景,部族也因君后而增加影響。這是有不少資料可以證明的。道武帝母后所出的賀蘭部與道武帝母后本人,自然也是這樣的關系,而且道武帝自己同樣有強大的后族,即獨孤部。道武帝如果因襲這一傳統,靠后族支撐自己的部落聯盟領袖地位,是可以辦到的;但是要靠它樹立一種超越一切之上的專制君權,卻是辦不到。道武帝必須有一個集中權力的過程,其中包括剝奪母后和母族權力,特別是母族干預拓跋事務的權力。剝奪權力必將影響現實利益,引起強烈反抗,因而是非常棘手的問題。我覺得探索子貴母死制度的實質和淵源,鑰匙就在這里。

   

   悟出這個道理,好些疑點都可納入這個思路來逐一琢磨。首先就是《魏書·太宗紀》的如下一段話可以得到確切解釋:“初,帝母劉貴人(按:劉貴人出自獨孤部)賜死,太祖告帝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后與國政,使外家為亂。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為長久之計。’”一個野蠻皇帝對這樣一個重大決策引漢典為據,表面看來說的是漢武帝故事,實際上卻全是拓跋宮廷內情。所謂婦人與政,指的是道武以前各代后宮母強立子的慣例;所謂外家為亂,指的就是幾代以來各外家部族干預拓跋君位傳承。說拓跋自家的事而引漢典為飾,這還由于道武帝本人有相當強的歷史感,而他身邊的一些漢士也用《史》、《漢》故事幫他作歷史比附。

   

   我把力微以后拓跋部君位傳承中后妃作用逐一作了清理,又把君位傳承中后妃的部族背景逐一作了清理。資料雖然很不全備,但畢竟還是有不少確鑿紀錄,而且大體上輩分分明,統系分明,可供分析利用。我特別注意到《魏書·序紀》所記拓跋詰汾與天女合而生力微,在拓跋部后人口碑中留下“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之諺的故事。我們都知道古史中玄鳥降卵、履大人跡、朱果發祥等有關各族先民的傳說,都是知母而不知父,這符合古史常情。連鮮卑檀石槐出生事跡也說是知母而不知父,所說的事離拓跋力微相距才幾十年。至于像力微這樣知父而不知母,卻是罕見。而且我們可以考知,詰汾長子匹孤自塞北遷于河西,為禿發部之祖,這就是說力微是有長兄的,力微無舅家之說就更難令人相信。力微本人庇托于妻族沒鹿回部(沒鹿回即后來的竇氏),手刃其妻及妻兄沒鹿回部大人,才使拓跋部振興起來,而其妻竇氏后來卻不以罪人論而是被尊為北魏的始祖皇后,與始祖力微配饗;竇氏所生之子,即沒鹿回部之甥,就是后來被尊為文帝的沙漠汗。這就是說,殺妻立子在后人(包括道武帝本人)看來是正常的事,不是完全沒有歷史影子的。力微時的拓跋部早已脫離神話時代,力微以前若干代先人大體都有名字和遷徙走向,而且拓跋部最早居留的地方,現在也已探明。所以,把力微說成天女所生,顯然是編造而成,目的是為了掩飾某種不便說出的情節。

   

   力微無母和力微殺妻的這組故事,其情節與此后幾代拓跋部母強立子完全相反,而又與道武帝所立子貴母死之制非常相通。力微只有殺妻及妻族部落大人,才能重振拓跋部,這一確鑿的事實可能包含了如下的歷史信息:力微之父詰汾可能也是殺死其妻及妻族部落大人,才使拓跋部延續了部落聯盟領袖的地位,才使其子力微得以繼承其位。于是,詰汾無婦家、力微無舅家的傳說就被編造出來了。這個事實太殘酷了,后人不得不盡可能把它掩飾起來,于是有了力微出自天女之說。力微也是用同樣手段取得權力,但他殺妻的事卻未能掩飾得住,才留下來作為一則事例供我們推想。這個推想,道理應當可以成立,具體情節難說準確。

   

   拓跋歷史中確有不少事情是鮮卑人自己可以知道,對外卻要掩飾起來,特別是不能記入官方公開的史冊的。崔浩之死不就是由于編纂拓跋國史把一些“不典”之事寫了進去,被認為“暴揚國惡”而受極刑的嗎?至于拓跋歷史以后又急轉為外家強大、母強立子局面,其轉機當有我們眼下還說不清的原因。具體事例最晚是從桓帝祁后開始。

   

   前面說過,道武帝本人是很有歷史感的。正是在他開國創業的時候,拓跋部中原來本是口耳相傳的包含豐富的部落掌故的歌謠,被集中起來編成“代歌”,也就是“燕魏之際鮮卑歌”,后來進入北魏樂府,稱之為“真人代歌”,掖庭中晨昏歌之。歌詞內容是“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這自然是一部絕好的拓跋史詩,極富史料價值。它以漢字寫鮮卑本音,鮮卑人懂,別人卻不懂。“真人代歌”既是道武帝以前拓跋部傳說時代歷史的載體,估計《魏書·序紀》一定盡可能多地使用了其中不直接觸犯忌諱的拓跋史料。所以,《序紀》事雖然簡略,卻比較系統,比較準確,甚至其遠古部分都能用今天所知的一些考古資料大體作出印證。鮮卑史詩到唐朝時,樂府中少有人懂,所以逐漸不存,今天能翻檢到一點漢譯歌詞,大概已不是史詩的原貌了。《魏書·樂志》所介紹的“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當與《崔玄伯傳》道武帝常所關心的祖宗的事相符。道武帝向崔玄伯問及“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玄伯陳古人制作之體,及明君賢臣,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這個開創了帝國的野蠻人面臨著鞏固統治的許多困難問題,長期在腦中縈回。他既想從鮮卑先人行事中,也想從歷代漢人王朝的經驗教訓中得到啟示。君位傳承制度就是其中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后來形成的后宮子貴母死之制應當就是這種雜糅了胡漢正反歷史經驗的一種制度。這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它以極其野蠻的手段居然有效地解決了具有高度文明的問題,但付出了極其痛苦的代價。這是拓跋部落在其急速進化的過程中承受的一種巨大的精神痛苦。

   

   關于“子貴母死”這一特異制度起源的探索,我的思路、方法、論點,大體就是這樣。路子既已清楚通暢,還需用具體史實將它表述出來,而具體史實雖然不可能豐富,卻也基本上能說明問題。這樣,就可以進一步放開眼界,從更高的層面上來作搜索,來作推敲,以期再發現一些問題,解決一些問題,使這個課題的內容豐滿一些。果然,我找到了一些新的聯想,其中一個就是:既然拓跋諸后族部落的影響和控制力如此強大,特別是就道武帝本人說來,他的成長先是受獨孤部(即他后來的妻族)的卵翼,以后又受賀蘭部(他的母族)的庇護扶持,既然如此,道武帝本人為什么還能突破傳統,突破部落聯盟的重重障礙,居然在十二年(386—398)奮斗中樹立北魏帝業,使之鞏固下來呢?用個人才干、長于武功等一般理由,不能從根本上解答這個深層的帶有戰略意義的問題。我反復讀《太祖紀》等篇目(因為主要資料也只有在這些簡略的記載中能找到),并且反復思考,結果是發現了一個大話題,比“子貴母死”制度要大得多,也更受史界重視,這就是道武帝“離散部落”問題。“離散部落”之舉看來與子貴母死制度毫不相干,而實際上卻具有完全相同的背景,可以掛起鉤來一起討論。

   

   道武帝十二年創業,全是在戰爭中度過的。重要的戰爭對象,最先是由獨孤部劉顯迎來道武帝叔父窟咄與道武爭位,道武帝在困境中聯絡幽州慕容部將窟咄部消滅了。接著就是與獨孤部劉氏各部反反復復的戰爭。道武帝爭取了劉羅辰的部落,納羅辰之妹為妻,其余獨孤部落則是分別加以征服,強迫遷徙它處,再叛再徙。與此交錯進行的還有與賀蘭部的戰爭,反復更多,其結果與獨孤一樣,一部分歸附,大部分被征服,被強徙。不論賀蘭、獨孤,歸附的部分都是其部落組織被離散,部落大人同于編戶齊民。至于被征服、強徙的部落,自然更是喪失部落特權。在此過程中,也夾雜了一些與他部族的戰爭,但又多與攻擊賀蘭部、獨孤部有關。例如擊破高車,看來是由于高車駐牧地與賀蘭交錯,都在陰山之北,拓跋擊賀蘭不能繞過高車,因而對高車一般是即戰即和,沒有形成反復攻戰的糾葛。蕩平代北以后,拓跋東征慕容部,奪得并、幽、冀,也大徙山東徒河(慕容部)及他部族充實代北。拓跋部大體實現了統一北方的愿望,北魏也具有了帝國規模。剩下一個與獨孤同源的鐵弗部,駐地在朔方,與代北隔了黃河,暫時不成大害,被拓跋暫時放過。

   

   細審道武創業戰爭的主要攻戰對手,叔父窟咄除外(這正是由于拓跋部并未建立嚴格的嫡長子繼承制度,拓跋珪不被一致認同為當然繼承人的緣故),幾乎都是與拓跋世婚的外家部族,即道武妻族獨孤劉氏諸部,母族賀蘭賀氏諸部,祖母族慕容諸部,其中并沒有一個是拓跋部的宿敵。這豈不正好證明,道武創業的主要障礙不是別人,而是拓跋部的外家部族嗎?這豈不正好證明,道武建立“子貴母死”之制,不惜以殺妻為代價來鞏固北魏帝業,是有鑒于拓跋屢代強后及后族干政引發動亂的慘痛教訓嗎?

   

   我基于這個認識,回頭再來思考“離散部落”問題。這個如此被史家重視的大問題,一共才有三條明確的但是語焉不詳的資料,其中還有一條是從反面說的,說是高車雖被征服,但以粗獷落后不任役使,其部落始得保全,未被強制離散。離散部落是登國年間(386—395)的事,正好是在拓跋與獨孤、賀蘭諸部落反復搏斗期間。離散部落自然是以部落發育到一定階段為前提的。但如果是強制實行,勢必涉及部落大人利益,必然是一個反復對抗過程,決不是一聲號令就可以辦到。但是登國年間卻絲毫看不到另外還有什么大規模離散部落之舉的痕跡。因此我逐漸感覺到把離散部落理解為涉及面廣泛的一次性的法令行為不一定符合歷史實際。我認為所謂離散部落特指道武帝創建帝業中把原來最貼近拓跋,從而成為拓跋發展和道武帝帝業明顯阻力的部落,主要是拓跋外家的一些部族,在擊敗以后予以分割,并且強制遷徙、定居,取消其部落大人特權。離散部落一舉實質就是這樣。跟隨此舉而被離散的,很可能還有不少駐地鄰近,發育水平較高,并不特別強大,本來在部落聯盟之內的一些部族部落。但是首當其沖的并不是它們,而是獨孤諸部、賀蘭諸部。登國年間史料所載拓跋與它們的反復斗爭,實際上也就是強制離散獨孤、賀蘭諸部落必然帶來的對抗過程。稍晚被征服的慕容部也當如此。只是慕容部幾次建國,久在中原,發育水平高于拓跋部,已習于定居農耕生活,不再存在血緣部落組織,所以史籍所見遷徙代北的山東徒河,都是直接計口授田,沒有提及離散部落,與賀蘭、獨孤有所不同。

   

   從道武帝為帝業所需而強力控制外家部族的角度來理解離散部落,等于給離散部落重新作出解讀,我覺得并無滯礙之處,而且還可以和子貴母死制度相聯系,因為二事內蘊相通。看來《太祖紀》登國年間記事,正是我們讀通離散部落問題的最基本的資料而無須外求。為了實在地證成此說,我分別寫了關于賀蘭部和關于獨孤部部落離散問題的兩篇個案考察文章,先期分別發表。

   

   思路發展到此,更覺得道武帝向明元帝解釋殺其母的兩條理由,一是不令婦人后與國政,二是不令外家為亂,是完全直接針對拓跋往事而發的深具歷史內涵的說明,它牽連到子貴母死和離散部落二事,而前一事實質上是后一事的延伸,都是為了鞏固拓跋帝業,使帝業得到可靠的傳承。悠悠萬事,惟此為大,終北魏之世,皇位繼承比較有序,沒有出現特別大的動亂,一旦出現問題也有制度和手段來加以約束。二事都是道武帝的野蠻行徑,但野蠻行徑卻產生了文明效果,這就是野蠻孕育文明。

   

   到道武帝時為止的這些問題,我的論點和理據基本如此。還有一層我當時沒有想到的事,就是拓跋史上出現這樣一種對母族的關系,有沒有深層的文化習俗背景問題。對這個問題現在補充作出解答。

   

   《三國志·魏志·烏丸傳》注引王沈《魏書》以及《后漢書·烏桓傳》都記有烏桓之俗,“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則無相仇報故也”。這說的是烏桓。但在前二書的《鮮卑傳》里又都說到鮮卑的言語習俗與烏桓同,然則鮮卑拓跋部自然也有怒則殺其父兄而終不害母之俗。正是從這里,很容易出現母后擁權以及母族介入拓跋君位傳承事務的可能性。

   

   《序紀》以及諸帝《本紀》中不乏拓跋弒君父而拓跋母后逞權的事例,有些事例在《本紀》中因忌諱的原因而模糊處理。后人編書都一一點出,如在《通鑒》及注中就是這樣。這些事例之多,正與烏桓、鮮卑部落怒則殺其父兄習俗符合。道武帝搞專制君權,建立帝國,是對部落聯盟的“革命”,是對各種不符合需要甚至形成阻力的部落習俗的大掃除。因此出現了離散后族部落和建立子貴母死之制的大動作。這就是我所論證的問題在部族文化習俗方面隱約見到的又一層背景。

   

   但是又有新的問題涌現出來了。既然為了帝業需要而扭轉母后部族強大局面,以及由此而來的母強子立局面,是實行子貴母死的直接原因,那么道武帝時有實力的外家部落已被離散,以后北魏后宮漢女日多,她們并無強大外家足以影響朝局,悖倫的子貴母死制度已失去存在理由,理應逐漸消失。為什么它并沒有被廢除,一直延續百年之久呢?還有一個問題:既然道武帝不惜殺妻以杜絕“婦人后與國政”,為什么到北魏中期竟出現了一個實際掌握朝政二十余年的女強人文明馮太后呢?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后面這個問題,覺得不得其解。

   

   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回事,前一個問題的答案就包藏在后一個問題的事實之中。馮太后正是處心積慮地利用已失去存在理由的子貴母死制度,把它僵化,在后宮造成為我所用的條件,借以不斷維持自己的地位和鞏固自己的權力。這里看不到還有什么重要原因,只是事涉猥瑣,史家無心駐足探索而已。

   

   原來北魏實際上存在過三種性質不全同的皇太后。一種是當朝皇帝生母,皇帝即位以前已被依制度賜死,皇太后的位號是她本人死后被追贈加謚,得以配饗太廟,一般都葬于云中金陵,自道武帝劉(獨孤)皇后以來都是如此。另一種皇太后,本不是當朝皇帝生母,因而未罹賜死厄運。她們一般本是從宮人中選拔出來,循拓跋舊法手鑄金人成功而被立為皇后的,如果能活到下一朝,當然可以被尊稱為皇太后。但由于她們不是皇帝生母,與皇帝又無撫育關系,自然是無緣得到實權的。再一種是更特殊的情況,即在子貴母死制度下,新君幼稚無母,往往由保母乳養撫育,保母有劬勞保護之恩,與新帝有特殊感情,因而新帝立后被尊為保太后,以后又徑尊為皇太后。太武帝的竇太后和文成帝的常太后,是這一類。她們雖非皇帝血親,而且本非尊貴,不可能擅掌外朝權力,但卻因與皇帝有個人親密關系,在日后為皇帝擇后宮、立儲君等事務中易于發揮影響。不過我們注意到竇太后死葬崞山,常太后死葬廣寧磨笄山,都不能入葬金陵。這是由于她們“于  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從園陵”(竇太后語)之故。

   

   文明馮太后屬于第二種。她是文成帝的皇后,獻文帝即位后被尊為皇太后,與獻文帝無血緣關系,也不曾參與撫養獻文帝及立之為皇儲諸事。但她在獻文帝初立之時,以太后身份參與平定乙渾之亂,于鞏固獻文帝皇位有功,得以暫時臨朝聽政。獻文帝服闋,馮太后不再臨朝。

   

   馮太后本是漢人,出于北燕皇族,入北魏后坐父誅入宮,因緣而為皇后、皇太后,又由于特殊機遇得以弄權,但并無外家實力足以支撐。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權力欲望極強。在短暫執政之時,就為自己長久之計進行籌劃。她從保太后受尊重的事例中得到啟發,深知最可靠的手段是母養皇儲,從而控制日后的新皇帝。這等于是掌握了政局的未來。恰在此時皇子宏(即后來的孝文帝)生,馮太后“躬親撫養”,這一沒有母親的幼小皇子就成為馮太后手中“奇貨”。她堅守子貴母死之制,除賜死儲君之母以外,甚至誅戮儲君的母族。孝文即位,馮氏為太皇太后,她牢固控制孝文帝,而且進行下一步籌劃。以后,孝文產子,“生而母死”,就是說不待立儲之日,母林氏即被賜死。孝文帝曾經想廢除此制,挽救妻子林氏生命,以不能逆馮太后旨意而未能成功。馮太后不但自己掌握了兩代儲君,還引諸馮氏女入宮,其中二人后來相繼被立為孝文皇后。而且,這些馮氏女當權后也效法其姑故伎,奪取新產皇子而母養之,賜其母死。因此,由文明太后開端,諸侄效尤,子貴母死之制不但未得廢除,而且更形鞏固,并演化為強人傾軋的殘酷手段,陰毒恐怖氣氛彌漫于遷洛以后的北魏后宮之中。孝文帝臨死前才下決心翦除馮氏內外勢力,但未及正式宣布廢止子貴母死之制。直到宣武帝后宮胡氏產子逃過了各種暗算,三歲時立為儲君,即后來的孝明帝,儲君之母胡氏亦未賜死,即以后的胡太后。胡太后是北魏一朝惟一憑血緣關系擅權的母后。至此,實行了百年的子貴母死之制事實上被廢除了,但是北魏國祚事實上也終于此。

   

   我試圖找到一個突破口而進行的這項研究工作,大約費了兩年時間,預期目的算是基本達到了。研究成果發表在北大《國學研究》第五卷上,該刊發行量小,見到過的同行可能不多。我在其中想要證明的是,子貴母死之制不是突然出現,也不全是道武帝個人殘暴性格造成,而是有拓跋部發展中長期形成的特殊背景。它的出現,首先是符合拓跋部從部落聯盟共主地位上升為專制國家皇帝地位的需要,其次是符合拓跋部擺脫君位繼承無序狀態、鞏固長子繼承制度的需要;再次是符合進一步消除和防制強大外家干擾拓跋事務的需要。看來這些目的都達到了。從子貴母死制度的探索中,衍生出了兩個新問題。衍生的第一個問題是,離散部落之舉與子貴母死制看來毫無關系,可是細細推究,卻發現它們具有共同的歷史背景,甚至可以說正是由于離散了強大的外家部落,才得以無大阻礙地推行子貴母死制度。衍生的第二個問題是,文明馮太后長期擅政,看來與立子貴母死制的初衷相矛盾,但是排比史料之后,卻發現馮氏擅政正是刻意利用早已失去存在理由的子貴母死制度之故。衍生的這兩個問題都是北魏歷史中的頭等大事,一在其前,一在其后,二事都出于同樣的一個歷史線索、歷史背景。

   

   回頭看來,這一研究過程像是一層一層剝筍,一環一環解扣,走一步瞧一步,而不是先有基本立意,一氣呵成。它探索的是一項制度的淵源和演變,但都是附著在拓跋部向專制皇權國家發展的主線索上,其影響甚至延伸至于北魏中晚期歷史中。這就不僅是制度史,而且進入社會史、政治史范圍。這項制度有部族的文化習俗背景,又涉及文化史,它形成拓跋部沉重的精神負擔。這樣的研究只靠實證的方法是不夠的,在一些環節上實證材料都不全備,例如論證母族干預拓跋大事,材料上只能以偏概全;離散部落之舉只能就與此項制度淵源有關方面立論而不能論及此舉的方方面面。我想,這項研究與其說對拓跋史提出了什么重要結論,還不如說只是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方法,讓更多有興趣的同人一起尋找和探索北魏歷史的新問題,如此而已。我特別希望有更多的富有開拓精神的中青年學者不要把精力過多地集中在現成的熱點問題上(當然,如果在熱點問題上形成了創造性的見解,是更有價值的),而是要同時重視開拓新思路,新課題,立志填補歷史研究中的空白點。至于趁精力旺盛之時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到處去抓新史料,這種功夫的重要性就無需多說了。為此目的,哪怕個人的研究工作多繞點路,多費點時間,晚出點成果,也是值得的。

   

   至于我自己,只要體腦能力允許,還想在這方面繼續試著做點事情。我個人能做的事極為有限,找到了一小點突破口,其準確度還需要驗證,而且就這一小點突破口,也難得“擴大戰果”。但我深信治史是無盡頭的事業,因而可能成為不朽的事業,不能過多地當成史家個人的事來看待。史家個人,重在發揮特點,重在創新。堅持創新務實,不斷尋找新問題,新思路,新論點,總能日益走向歷史實際,逐漸接近真理。更重要的是,這條路上總能出現新的接力人。這就是無盡頭,因而才是不朽。眼下我正在探索代北地區拓跋與烏桓關系問題,也找到了一些新“線頭”,萌生了一些思路,眉目可說初具,希望明年能夠完成,把它獻給同行中青年朋友,并且告訴他們,老兵也理當跟在生力軍的后面,走進21世紀。

   

  

文節選自《拓跋史探》(修訂本),略有刪減




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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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三聯學術通訊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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