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精粹|INFORMATION
梁小民:《農業與工業化》:斷裂于三十四歲的學術生涯
管理員 發布時間:2019-09-22 23:13  點擊:213

  有的人著作等身,但沒有一本能引起任何反響,甚至在出版時就少人知曉,乏人閱讀。有的人一生只有一本著作,但這本著作當時就引起廣泛重視,甚至在多少年以后還有人談論,有人引用。

   

   張培剛先生就是這后一種人,他的著作是《農業與工業化》。當然,張先生一生著作不只這一本,但他的其他著作都可以被看作這本著作的準備和延伸。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出張先生一生的輝煌與挫折。

   

   張先生1913年7月10日出生于湖北省紅安縣一個普通農民的家庭,與其他孩子一樣,他從小就參加各種甚為艱苦的農活。但與其他農民孩子不同的是,他不僅感到了農業勞動的艱辛和農民生活的困苦,而且立志要為改變農業落后狀況和農民艱辛生活找一條路。這應該就是他以后研究農業經濟問題的起點。張先生的年輕時代,軍閥混戰,外患不斷,激發了他尋求富民強國之路的愿望。對國家的期望和對農業的關心是他以后學術觀點的根源,他以后的學術之路就是沿著這條路走來的。

   

   1929年他插班考入武漢大學文預科一年級下學期,1930年秋他進入武漢大學經濟系。學習期間,他每年都獲得系獎學金,成績全系最優,畢業時獲得法學院獎學金,成績全院最優。這一時期的刻苦學習為他一生的學術事業奠定了求實的基礎。

   

   1934年6月底,張先生從武漢大學經濟系畢業后,進入著名社會學家陶孟和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陶孟和先生是“海歸”,十分重視社會調查。在他的主持下,張先生參加了農村經濟的調查。張先生在該所工作的六年中,深入農村田頭,足跡遍及河北、浙江、廣西和湖北。在此基礎上他寫出來《清苑的農家經濟》、《廣西糧食問題》、《浙江省食糧之運銷》等書,相繼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外,他還就農村經濟、貨幣金融、糧食經濟和農村調查方法等問題,在《東方雜志》、《獨立評論》、《經濟評論》等當時國內有影響的刊物上發表了多篇論文。

   

   在社會調查的基礎上,張先生從理論層次上深入研究一些問題。在1940年出版的《浙江省食糧之運銷》中,他注意到當時從江西、湖南等內地農村運到寧波的糧食成本居然比從泰國運來寧波的還高。他仔細地分析了運輸成本之后,發現原因在于內地的“純商業費用”偏高。張先生所說的“純商業費用”其實就是科斯在1937年提出的“交易費用”。周其仁教授指出:“這是一位中國學者對交易費用及其經濟影響的獨立發現與獨立運用。”所以,張先生也對交易費用經濟學作出了一位華人學者獨立的奠基性貢獻。

   

   20世紀30年代,中國學術界對中國經濟發展道路有過一場爭論。一種觀點是“以農立國”,主張通過發展農村經濟實現發展;一種觀點是“以工立國”,主張通過發展工業來實現發展。后來又有人提出第三條道路,主張在農村興辦鄉村工業來實現發展,不贊成整個國家的工業化。1934年秋冬間,二十一歲的張培剛寫了一篇《第三條道路走得通嗎?》的文章發表于《獨立評論》。在文中他提出,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工業化或產業革命,因此,中國要振興經濟必須實現工業化。但他又特別提出:“工業化一語,含義甚廣,我們要做到工業化,不但要建設工業化的城市,同時也要建設工業化的農業。”這條思路就是以后《農業與工業化》的基本中心思想。

   

   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六年的工作,使張先生對中國農村問題有了深入的了解,不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而且形成了一些對他一生研究工作有深遠影響的觀點。廣義上說,這一時期是《農業與工業化》一書的準備時期。

   

   抗日戰爭期間,社會科學研究所遷至昆明。1940年,西南聯大決定恢復已停頓數年的清華庚款公費留美考試。當時共錄取十七人,文科僅兩人。張先生以文科第一名得以錄取(另一名為以后的著名史學家吳于廑先生)。1941年9月中旬,張先生進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工商管理學院,1942年秋轉到文理學院研究生院經濟系學習經濟理論。當時的哈佛大學經濟系名師匯集,極一時之盛。有以創新理論聞名的熊彼特(J. A. Schumpeter)、以壟斷競爭理論而聞名的張伯倫(E. H.Chamberlin)、農業經濟之父布萊克(J. D. Black)、美國第一代凱恩斯主義者漢森(A. H. Hansen)、經濟史學家厄謝爾(A. P. Usher)、國際貿易專家哈勃勒(G. Haberler)、創建了投入—產出法的里昂惕夫(W. W. Leontief)等。跟從這些大師學習,他的理論層次大為提高,可以從更高層次上分析農業與工業化這樣思考已久的問題。張先生學習極為刻苦認真。在學習張伯倫的專題討論課時,張先生寫了一篇論文《關于“廠商均衡理論”的一個評注》,張伯倫給這篇論文的成績為A,而且寫了評語:“一篇非常好的論文,在我看來,總體上十分正確。”

   

   1943年末,張先生進入博士論文的選題階段。當時不少中國人以中國問題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寫起來駕輕就熟也易于通過,張先生也完全可以寫他甚為熟悉的中國農業經濟或相關問題。但他想研究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如何實現經濟發展這樣更高層次的問題。他感覺到二戰即將結束,戰后中國和許多其他落后國家必然面臨如何通過工業化實現經濟起飛的重大問題,尤其是工業化與農業之間的關系。他決定把農業國實現工業化作為論文的中心,把《農業與工業化》作為論文題目。他的這一題目得到指導教師布萊克和厄謝爾的支持。題目確定后,他在哈佛圖書館申請到六平方米的空間,大量閱讀相關資料,準備了一年半的時間,又花了九個月時間撰寫,終于在1945年10月完成了《農業與工業化》的英文稿,并于同年通過了論文答辯。該論文獲得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學經濟學專業最佳論文獎和威爾士獎金,并被列入“哈佛經濟叢書”第八十五卷,于194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這一“叢書”學術地位高,以后獲得諾獎的薩繆爾森等人的著作也收入這一“叢書”。張先生的著作出版后,國內有媒體以“哈佛論經濟,東方第一人”為題報道了這一消息。

   

   張先生的《農業與工業化》被稱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之作。1982年,當時的世界銀行副行長、著名經濟學家錢納里(H. B. Chenery)到中國訪問時說:“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是你們中國人張培剛先生,這是中國的驕傲。”

   

   在以后發展成一門學科的發展經濟學,其公認的奠基人是美國經濟學家納克斯(R. Nurkse)和中國經濟學家張培剛。納克斯的著作是1953年出版的《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這本書提出的“貧窮的惡性循環理論”系統解釋了不發達國家落后的原因在于低儲蓄率,并提出了引進外資打破這種循環的觀點。納克斯是出生于愛沙尼亞的美國經濟學家,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他在國際金融研究領域頗負盛名。他的這本書在發展經濟學中影響甚大,“貧窮的惡性循環”也曾被廣泛引用。張培剛先生的著作就是《農業與工業化》,這本書論述農業國的工業化之路,書中的許多觀點以后有越來越大的影響。1979年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W. A. Lewis)和舒爾茨(T. W. Schultz)是由于他們對發展經濟學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而獲得諾獎。他們兩人的研究思路沿著張培剛先生的思路發展而來。劉易斯論述了農業國如何通過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來實現工業化,而舒爾茨論述了農業本身現代化的問題。這些問題張培剛先生都涉及了。從發展經濟學的發展來看,早期納克斯的觀點影響遠遠大于張培剛,但以后張培剛的觀點影響要大得多。不少人推測,如果張先生在美國沿著他的思路研究下去,也許獲得諾獎的就是他,或者也許是“三黃蛋”。

   

   在《農業與工業化》中,張先生以落后的農業國如何實現工業化為中心,論述了農業與工業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相關關系。

   

   該書的第一章“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述評”,給出了自己書中所用的工業與農業的概念,并且介紹了該書所用的“移動均衡”分析方法。對張先生所作的工業與農業概念的解釋,所有學者都認為很重要,也有新意,但對其排序看法不同。1946年2月,張先生接受資源委員會駐紐約辦事處的聘請擔任專門委員,工作六個月(三個月在紐約,三個月在南京),研究農業機械化問題。當時,以后獲諾獎的庫茲涅茨(S. Kuznets)也受聘擔任該委員會顧問。在此期間庫茲涅茨閱讀了張先生論文的英文稿。他認為,論文很好,只是開頭的工業和農業的基本概念理論性太強了,建議移到后面。該書出版時,張先生接受這一建議,把這部分作為兩個附錄。1981年,張先生赴美開會,會見了老朋友哈佛歷史學教授楊聯陛先生。楊聯陛教授拿出收藏了幾十年的《農業與工業化》一書,請張先生簽名留念,并稱贊這兩個注釋很重要,很新穎,很有現實意義,但作為附錄不能引起注意,是一個遺憾。可見這兩個不同學科的頂尖級專家都注意到張先生關于工業與農業意義的創新性。

   

   第二章“農業與工業的相互依存關系”,重點分析了農業與工業的相互依存關系,尤其是農業的“五大貢獻”。從食糧、原料、勞動力、市場、資金(包括外匯)五個方面說明了農業對工業化和整個經濟的貢獻,從而農業是工業化和國民經濟的基礎。這些觀點在以后的發展經濟學中有重要的影響。1961年,庫茲涅茨出版了《經濟增長與農業的貢獻》一書,把農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概況為產品、市場、要素、收入,即“四貢獻說”。1984年,印度經濟學家S. 加塔克(S.Ghatak)和肯 · 英格森(K. Ingersent)在他們的《農業與經濟發展》中,繼承了庫茲涅茨的觀點,稱之為“經典分析”。其實這種“經典分析”來自張先生。同時,張先生關于勞動力自農村轉入工商業的分析也體現在以后劉易斯的無限勞動供給下的經濟發展模型中。

   

   第三章“工業化的理論”,張先生的工業化強調的不是排斥農業、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的工業化,而是包括農業現代化與農村工業化的工業化。這種工業化的定義以后被廣泛接受,但在20世紀40年代就提出這一點就是創新。張先生還分析了發動與限制因素,包括:人口、資源或物力、社會制度(尤其是產權)、生產技術以及企業家才能。他對產權、技術與企業家才能的重視現在仍然很重要。張先生還分析了工業化的程度和階段以及速度。

   

   第四章“工業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實際上是分析了工業化對農業的促進作用,即我們現在所說的工業如何反哺農業。這一章分析了工業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尤其是如何借助于工業化實現農業機械化。

   

   第五章“工業化對農業勞動的影響”,張先生從理論與歷史的角度分析了工業化對一般勞動與農業勞動的影響,然后重點分析了農業勞動力向工業轉移的問題。這就是以后劉易斯勞動無限供給下經濟發展模型所探討的問題。

   

   第六章“農業國的工業化”,實際上是把以上理論運用于探討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同時分析了農業國與工業國之間的貿易以及貿易條件的決定。

   

   最后的結語是全書的總結。

   

   應該說,在20世紀60年代前,這本書的影響不如納克斯的《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但在60年代后,這本書越來越受到重視。他在這本書中提出的問題成為以后學者研究的出發點,他的許多在當時不為人理解的觀點也逐漸被接受,并運用于實際。這就是這本書1969年又在美國重印的原因。

   

   張先生來自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因此,他的觀點受到其他落后國家經濟學家的重視。1951年該書就在墨西哥出版了西班牙文版。五六十年代,張先生不斷收到來自英國、印度、錫蘭(現在的斯里蘭卡)等國學者來函,要與他討論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并詢問他的新成果。1956年夏,兩位智利大學的教授來中國,一下飛機就要求見叫“Pei-Kang Chang”的學者。接待人員聽成了名叫“背鋼槍”的學者,就四處打聽。后來經北大經濟學教授嚴仁賡先生提示,才找到當時在華中工學院的張先生,但張先生當時已難以與他們交流。

   

   張先生寫成《農業與工業化》時只有三十四歲,但他的學術生涯就停留在三十四歲之前,一生中再也沒有超越三十四歲。一個才華橫溢又勤奮不已的人,本能攀登更高的學術頂峰。但他的歷史在以后不久就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人生在這里拐彎,無可奈何,又無法挽回。

   

   1946年秋,應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先生之邀,被稱為“哈佛三劍客”的張培剛、吳于廑、韓德培到武漢大學任教,分別主持經濟系、歷史系和法律系。其后張先生到美國聯合國工作一段時間,又回到武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張先生擔任武大校務委員、總務長兼經濟系主任,代理法學院院長,并兼任武漢市人民政府委員、財經委員會委員。從這些任職來看,張先生受到了政府重視。

   

   但不久,中國選擇走蘇聯的道路,實行計劃經濟。張先生所學的經濟學一無所用。同為哈佛博士的陳岱孫教授在剛建國時還天真地認為,資產階級經濟學有兩重內容,一種是意識形態的,另一種是技術性的,前一種沒用了,但后一種還有用(80年代后,陳先生仍堅持這一觀點)。不過在當時是潑洗澡水把孩子也潑出去了。從此,張先生就遠離了他鐘愛的經濟學,這一別就是三十多年,由一個有為的青年變成了仍然有為的老人。

   

   1953年1月,在院系調整中,張先生調至新組建的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擔任建校規劃委員會委員兼基建辦主任。離開武大當時對他也許是一件幸事,那些在武大經濟系的哈佛學生,如譚崇臺和劉滌源后來都成了右派,一個改教英語,一個下放農村放牛,而張先生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安然度過。以后,張先生還教過政治經濟學,“文革”中下放自然都不可避免。不過張先生是一個忠厚的長者,干一行愛一行,干什么都干得好。20世紀80年代末,我們幾個年輕人與張先生一起在華工的校園內散步,我們都夸華工校園路修得好,樹種得好。張先生笑瞇瞇地說:“這些都是我主持的。”張先生的夫人譚慧先生告訴我們,“文革”中在農村放牛時,別人的牛都瘦瘦的,只有張先生的牛胖胖的。直到1978年,張先生三十多年沒有閱讀經濟學的文獻,也沒有發表一篇論文。《農業與工業化》成為沒有下文的一塊豐碑。

   

   1978年,張先生才回歸經濟學隊伍,他被社科院調去參加《政治經濟學詞典》的編寫工作。這時他又與陳岱孫教授等老一代經濟學家共同組建了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擔任副會長,并主持工作。該會一成立就組織各地專家在北京舉辦外國經濟學說講座,并親自主講第三、四講微觀經濟學部分,以后又講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這個講座對剛剛開放的中國起了極大的啟蒙作用。當年聽講座的年輕人如今都成為有成就的老專家。經常聽到人們稱贊這個講座的沖擊力。1986年張先生和厲以寧教授把他們講的內容擴大為《微觀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對我們了解西方經濟學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當時一再重印,可以說是洛陽紙貴。1997年張先生又在此基礎上獨立寫成《微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寫這本書時,張先生已經八十四歲高齡了。

   

   1982~1983年,張先生用十個月抱病審閱并修改了他的學生曾啟賢和萬典武在1947~1948年間翻譯的《農業與工業化》,并作為《農業與工業化》的上卷,改名為《農業國工業化問題初探》,1984年由華中工學院出版社出版。這是這部有世界影響的著作第一次在中國出版,離國外出版已近四十年,而且發行量僅兩千冊。以后張先生力圖建立“新發展經濟學”,并出版了不少專著。這些著作為年輕一代學子完成,但張先生的指導作用不可忽視。盡管有近四十年的學術空白期,但張先生仍努力跟上時代的步伐,不顧年老體衰,在不斷地閱讀思考,為我們年輕一代領航。張先生的天才、勤奮、幽默、風趣成為我們這一代永遠的楷模。

   

   張先生多年從事教書育人的工作,所培養的學子已成為當代經濟學界的大腕,老一代有董輔礽、曾啟賢、萬典武等,新一代有徐長生、張燕生、巴曙松等。他的學風與為人影響了一代入門或未入門的學子。當張先生離去時,他可以感到寬慰。

   

   一個人的學術生涯止于年輕時的一部著作,無論這部著作多有影響,都不能不說是遺憾的事。當張先生再回學術隊伍時已經六十五歲了。盡管此后張先生付出了加倍的努力,但畢竟年事已高。在那個時代,一個人能平安活下來是一件幸事,但又無法有所作為卻是一件憾事。這是時代的悲劇,我們無法假設。





本文責編:limei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欄目:天益學術 > 經濟學 > 經濟學讀書
本文鏈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381.html 
文章來源:《話經濟學人》東方出版中心2018年11月

文獻數據中心|DATA CENTER

© 2009-2019 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版權所有 請勿侵權 吉ICP備06002985號-2

地址:中國吉林省長春市前進大街2699號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 郵編:130012 電話:0431-85166329 Power by leeyc

安徽快三计划软件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