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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洋: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司法適用
管理員 發布時間:2019-09-22 23:10  點擊:203

 司法裁判是在“查明案件事實的基礎上尋找合適的法律規范,并在法律規范和案件事實的基礎上推理形成裁判結論”[1]的過程,其遵循規范性的裁判邏輯:一方面嚴格遵守依據法律規定作出裁判的法治思維;另一方面采用合理說理依據證成裁判結論的正當性與可接受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一種法外因素,并不能天然地被適用到裁判當中。盡管自2013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及2016年兩辦印發《關于進一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指導意見》以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尤其融入司法適用已成為常態。但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司法適用呈現出諸多不規范現狀,諸如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適用前提把握不準確,適用方式混亂,適用說理簡單化、碎片化與模板化。“司法裁判的規范化對司法公信力的提升與審判權的恰當行使都具有重要的意義。”[2]因此,如何規范地適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準確界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與性質,探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司法適用方式的法理依據,提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司法適用的效果,事關司法治理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角色定位,符合裁判文書說理的現實需求,亦能彰顯司法裁判對社會的引領功能。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司法適用的規范性探討

   

   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司法適用,體現了法院對提升裁判說理可接受性的現實期許,也展現了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目的。當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解讀、融入法治建設及司法適用意義的宏觀闡釋,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司法適用的現狀鮮有論及。[3]通過系統梳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司法適用案例,可以發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司法適用存在諸多不規范性問題。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涵與性質的差異化理解

   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涵與性質的準確把握,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規范性適用的前提。然而,司法實踐中法院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與性質出現了差異化理解。

   首先,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認識不一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分為國家、社會、公民三個維度,其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指向國家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指向社會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指向公民價值準則。同時“12個核心價值觀的功能屬性是復雜的和有差異的。有些核心價值觀,如富強、和諧、自由等,只能是一種行為的目標或者行為的結果”,[4]每個具體的價值觀都有其自身的特定內涵。但是司法實踐中,部分法院沒有準確把握,出現對某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跨維度擴張理解。比如“法治”指向的是社會層面,但是在“北京金玉恒通貿易有限公司與北京市門頭溝區人社局行政糾紛案”中,[5]法院在裁判說理中將“法治”進行了雙重層面的解釋:“需要指出的是,法治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于行政機關而言,法治要求體現在堅持依法行政,嚴格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等要求,切實維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而言,法治要求其依法行使權利義務,自覺把法律作為指導和規范自身行動的基本行為準則,努力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思想意識。”可見,本案中法院對“法治”的理解涵蓋社會層面與個人層面,對“法治”進行了擴張。

   此外,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其他概念之間的內涵亦存在理解上的分歧。最為典型的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關系。部分法院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上位概念使用,亦有法院將其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作為同位概念并列適用。[6]可見法院在適用兩者時并未厘清它們的關系,交叉適用、關系難辨,凸顯了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涵理解的不準確。

   其次,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性質界定不統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是一種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更是一種具體實踐和行動助力。”[7]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或直接適用或轉化適用,或單獨適用或復合適用,適用方式差異的背后隱含著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性質界定的不統一。

   一是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視為一種價值準則,進行價值評價或價值宣示。比如在“鄭某1等故意傷害案”中,[8]法院指出“鄭某1、楊某為解決建房糾紛,將自己重病癱瘓的母親作為要挾工具,該行為既有違倫理道德,更是與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悖,理應受到譴責。”而在部分案件中,法院在進行案件裁判之前,不涉及案件具體問題的分析,直接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價值宣示,以凸顯法院的價值立場。比如在“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烏魯木齊市分公司與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奎屯醫院等追償權糾紛上訴案”中,[9]法院在對案件進行裁判前,首先指出“黨的十八大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

   二是將蘊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法律規范與其他法律規范復合適用,共同構造裁判依據,事實上是將其作為正式法源。比如《民法總則》1條立法目的規定:“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系,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在“中恒基置業有限公司與趙景合同糾紛案”中,法院首先依據《合同法》94條第4款與第95條對雙方的法律關系予以明確,接著從立法目的角度進行深入分析,指出“從立法目的而言,法律固然是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但其深層次的目的則是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民法總則第一條)”,[10]最后支持了解除雙方所簽協議的訴訟請求。可見,法院事實上是基于《合同法》94條第4款、第95條及蘊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民法總則》1條共同作出判決。

   三是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非正式法源復合適用,或者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正式法源進行解釋與補充,[11]事實上賦予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非正式法源的地位。比如在“劉小同與劉紅爭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糾紛上訴案”中,[12]法院認為雙方的打架行為“既不符合村規民約的要求,更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再如在“國家商標評審委員會與上海壹秋山視覺空間設計有限公司案”中,[13]《商標法》10條第8項規定“有害于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響”的標志不能作為商標使用,法院將“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認定“有害于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的判斷標準。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適用方式的梳理

   從裁判文書中來看,司法實踐中法院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適用方式紛繁雜蕪,呈現出適用對象模糊、規則逃逸、裁判理由不穩定及政策偏好嚴重等問題。

   第一,適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象模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分為國家、社會、公民三個維度,然而司法實踐中大部分法院不區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不同維度進行整體適用。[14]事實上是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視為一種“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沒有指明違反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哪些維度,為什么違反,也沒有對援引的核心價值觀的含義進行必要的詮釋,導致了核心價值觀在國家、社會和公民三個層面與相應的應當培育和踐行的價值觀之間模糊化,[15]指向不明、模糊不清。[16]司法實踐亦出現適用對象錯位的問題,即不同層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交叉適用。比如在“譚坤玉訴巴東縣公安局處罰案”中,[17]針對上訴人與第三人之間的打架行為,法院認為其違反了“和諧、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中“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觀,用國家層面的價值觀“和諧”去評價個人行為,適用對象錯位。

   第二,優先適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導致“規則逃逸”。規則逃逸是指有可適用的法律規則而不適用,卻主要適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裁判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強和規范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將裁判文書的說理區分為“裁判依據”與“說理依據”。裁判依據指的是法律規則或司法解釋,說理依據一般指解釋、支持規則的依據,屬于規則正當化的過程,比如法律解釋方法、政策、道德、案例、學術觀點等均可作為說理依據。按照法治的一般原理,如果有明確規則的,應當優先適用規則。但是司法實踐中卻出現有規則不適用,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裁判依據的現象。比如《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8條明確規定了“常回家看看”的原則性要求:贍養人應當關心被贍養人精神需求,并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被贍養人。但是在“盧某等與李某等贍養糾紛案”中,[18]法院卻基于“符合事實也符合營造和諧社會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而支持回家看望老人的訴訟請求,所引用的法律法規和說理依據都沒有涉及《老年人權益保障法》。

   第三,援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裁判理由不穩定。“裁判理論與實踐一直致力于追求司法的確定性,特別是在當下這樣一個日益多元化的社會里”,[19]然而法院就同一類案件援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裁判說理的理由卻不同,導致司法裁判的不穩定性,影響了司法的公信力。比如針對打架斗毆這一行為,有的法院認為其違反了“文明、和諧、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0]有的法院則認為其違反了“和諧、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1]同樣是打架行為,卻受到不同的評價,并置于不同的價值維度之下,導致相同行為的不同評價,影響裁判的統一性。

   第四,適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價值偏好明顯。“審判中立是訴訟的基本結構特征,它對維護司法的公正性發揮著決定作用。”[22]同時“法官中立也是實現司法公正、樹立司法權威的要求和基礎”,[23]因此確保價值的中立性既是法治的內在要求,也是評價法官實踐的衡量準則。然而部分案件中法官是為了響應政策需要而適用,過分關注案件的社會效果,后果導向思維張揚,致使忽視了對法律問題的關注,很鮮明地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采用“價值宣示”的方式予以適用,即在案件具體裁判之前,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價值宣示,評價是非對錯、凸顯價值立場,但是卻沒有結合具體案件進行分析,空洞的價值評價反而導致裁判說理不充分,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案件的裁判中僅僅起到一種“背書”的效果,影響了司法的公正與權威。[24]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適用說理方式的簡單化呈現

   “司法裁判是一種用說理來解決糾紛的活動。”[25]援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裁判說理目的在于增強裁判的可接受性,但大多數案件說理不明,呈現出說理簡陋化、模板化與碎片化的問題。

   其一,裁判說理的簡陋化。“簡陋化”主要是指法院雖然運用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但是說理不充分,這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整體適用”中體現得最為明顯。比如在“劉小同與劉紅爭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糾紛上訴案”中,[26]法院僅指出:“雙方均采用暴力手段去解決,從而導致雙方住院治療,該行為既不符合村規民約的要求,更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但是到底不符合“村規民約”的哪些要求,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哪些要求,法院并沒有進行明確詳細的說明,采用一筆帶過的“籠統”方式并未強化裁判說理,反而增加了裁判的隨意性及不規范性風險。而在“分層適用”中,即使法院指明了所違反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維度,[27]但大多仍是語焉不詳,對如何違反、為何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均未詳細說明。

   其二,裁判說理的模板化。“模板化”是指法院對不同案件作出的裁判,所運用的說理方式,甚至是表述方式基本相同,沒有結合具體個案進行分析論證,從而導致了說理方式格式化,千篇一律,缺乏個案特征。比如在大量離婚案件中,法院判決不予離婚的理由均是:“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確保未成年人的身體健康,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傳遞正能量,促進家風建設,維護和諧、美滿的家庭關系,故對原告要求離婚的請求,本院不予支持。”[28]但是該價值理念在不同個案中是如何發揮引導功能,與具體個案之間的關聯是什么,法院并未進行明確的說理論證,而是一種“模板化”的存在,裁判語言生硬、說理不清。

   其三,裁判說理的碎片化。“碎片化”是指法院在個案說理中邏輯不清,行文混亂,重點不突出,布局不合理。比如在“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烏魯木齊市分公司與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奎屯醫院等追償權糾紛上訴案”中,[29]法院首先指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接著指明《醫療機構管理條例》3條與《道路交通安全法》75條中對醫療機構救死扶傷的法定義務,最后指出被上訴人奎屯醫院作為醫療機構不能因為搶救費用不到位而放棄搶救,否則就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層面上的價值取向,同時背離醫療機構的根本宗旨。事實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不能作為醫療機構的職責依據,但是從本案裁判說理的邏輯上來看,在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即可推理出明確結論的前提下,法院卻率先擺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要依據與輔助依據邏輯顛倒。同時法院亦沒有論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本案的具體關聯,致使邏輯混亂。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司法適用前提的法源維度

   

   面對司法實踐中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涵與性質理解的分歧,從“法源”的視角進行厘清是關鍵。因為,在司法裁判領域明晰“作為法官之法的裁判規范(個別規范)來自何處”[30]是司法作出裁判的前提,亦是“法源”首先所要解決的問題。“司法之法在法治原則下不能是任意之法,它大體應有個范圍”,[31]而不同類型的法源在司法適用中亦具有不同的功能,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規范是法官建構判決理由的權威性法源,是正式法源,而公共政策、法理學說等則成為證成裁判理由的非正式法源。

   因此,從“法源”的角度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與性質進行準確的厘定是適用的前提。

   (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三個維度確定其核心內涵

   司法實踐中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涵把握不清,既包含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身內涵把握不清,同時也包含與其他概念的混淆。因此,應當回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同維度的核心內涵進行厘清。

   首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國家、社會、公民三個維度。其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指向國家層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指向社會層面,“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指向個人層面。雖然從整體上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三個層面的價值要求,共同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32]其“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凝結著全體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33]具有極強的包容性,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均要接受其價值指引;同時各個價值觀維度同樣具有開放性,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具有不確定性,亦存在著交叉。但是在十八大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時候對各個維度的“核心內涵”已經進行了規定。以“法治”為例,十八大指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它通過法制建設來維護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是實現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制度保證。”可見雖然廣義的“法治”內涵豐富,涵蓋不同的維度,但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法治”僅指涉的是社會層面,并不包含個人層面。因此為了準確地適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以各個核心價值觀的核心內涵為基點,采用“分層適用”的方式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不同維度進行區分適用,避免整體適用。

   其次,區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相近概念的關系。事實上,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尚未提出之時,司法裁判中不乏傳統道德、村規民約等的適用,它們在裁判說理中都具有增強裁判正當性之作用。然而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背景下,因其具有獨特的概念內涵與價值維度,在與其他非正式法源結合適用時,必然要在內容上與適用中厘清它們的關系,以協調融貫。從內容上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傳統美德、村規民約、倫理道德等具有同源性與交叉性,這是導致司法實踐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其他概念混用、內涵不清的原因。但是從法源的形式上看,傳統美德、村規民約、倫理道德等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屬于不同形式的不成文法源類型,它們彼此之間不存在涵蓋的關系,因此應當并列適用。

   (二)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表現形式判定其法源性質

   依據法律規范進行裁判,運用多重法源論證裁判理由的正當性,是法院審判的邏輯思維。因為在司法者眼中,用于裁判的依據不僅限于制定法供給的法律體系,以公共政策、道德倫理、社會慣習、法理學說、經驗法則、合同、契約、先例、公平、平等、正義標準、公序良俗、秩序等為表現特征的法外資源,通常也作為審判參考的依據。[34]根據表現形式的不同,前者稱為正式法源,后者稱為非正式法源,不同表現形式決定了不同的法源性質,亦決定了功能與適用方式的不同。當前司法實踐混亂,或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單獨適用,或與其他法源復合適用,或將其轉化為法律規范適用,或將其作為法律規范的解釋資源,都是因為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性質認識不清。事實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應當根據其表現形式來界定其法源性質。

   一是對于已經轉化為法律規范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性質為正式法源。當前已經有多部法律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了總體融入與個別融入,包含法律規則與法律原則。整體融入如2018年5月1日實施的《英雄烈士保護法》1條立法目的條款及第3條“英雄烈士事跡和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歷史記憶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體現”。個別融入如《民法總則》7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信原則,秉持誠實,恪守承諾。該條文中的“誠信原則”實際上是作為個人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誠信”的規范體現。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有些法律條文中并未使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字樣,但其深層次的立法目的卻是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此,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律規范的具體體現。以《民法總則》185條“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為例,根據立法資料顯示,增加該條款的理由即在于“英雄和烈士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體現,是引領社會風尚的標桿,加強對英雄烈士姓名、名譽、榮譽等的法律保護,對于促進社會尊崇英烈、揚善懲惡、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意義重大”,[35]可見事實上,該條款是蘊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法律規則,亦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律規范的體現。

   二是對于沒有轉化為法律規范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實際上已經被公共政策、司法政策、指導案例等吸收,應將其界定為非正式法源。比如,2013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2016年兩辦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指導意見》,以及最高法院發布的十起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典型案例及公布的指導案例等,前者屬于公共政策,后者則是對公共政策的轉化,屬于司法政策。

   除此之外,亦須注意尚未轉化為法律規范或尚未被公共政策等吸收,作為價值觀存在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可作為法律規范的解釋資源,即作為解釋法律原則、不確定法律概念、揭示立法目的的解釋資源。由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我國共識性價值的凝練與概括,深刻反映了社會的總體價值取向和價值要求,其仍然具有非正式法源的屬性。但法院在援引這些價值觀時應該注意與法律規范的結合,將其作為輔助性說理依據。

   (三)由“入法入規”實現援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規范性

   “價值系統自身不會自動地實現,而要通過有關的控制來維系,在這方面要依靠制度化、社會化和社會控制一連串的全部機制。”[36]盡管根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表現形式的不同可以區分為正式法源與非正式法源,但是實踐中只有少數進行了法源轉化,大多數仍是作為一種“元理念”而存在。基于司法裁判援引規則確定性的要求,只有實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制度化與法制化,才能被司法裁判所直接援引,用以增強適用的確定性與規范性。

   第一,轉換為法律規范,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適用的合法性。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已融入多個法律規范當中:在憲法層面上,比如2018年3月11日修訂的《憲法》總綱24條第2款指出“國家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從最高法律位階上確定了國家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識形態。在部門法領域,比如《民法總則》1條、《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1條、《國歌法》1條、《電影產業促進法》1條等都以“立法目的”的形式直接寫入具體規范之中。除此之外,“實際上,法律原則就是為核心價值觀等法外因素進入法律而設置的轉化程序。法律原則既是法律的構成要素,又體現著社會一般道德意識和道德標準”,[37]所以《民法總則》4、5、6、7、8、9、10條、《網絡安全法》6條、《慈善法》5條、《教育法》6條等都以法律原則的形式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立法。

   在此基礎上,應當繼續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轉化為法律規范的進程。

   第二,制定、完善司法解釋,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適用的規范性。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9月發布的《關于在司法解釋中全面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工作規劃(2018—2023)》中提出大力弘揚富強、開放、創新、綠色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和發展理念。為此可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諸多價值觀融入司法解釋的具體條款當中,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指導法律適用,規范司法裁判中的自由裁量,在援引方式、援引場域、適用方法上加以明確,確保法律適用的統一性。

   第三,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轉化為公共政策、司法政策進而指導法官的裁判行為,提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適用的恰當性。作為政治體系的一部分,公共政策對法院的行為具有一定的影響,通過公共政策適用,可以促進利益的公平分配,實現“矯正正義”向“分配正義”的角色轉換。同時基于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指導關系,可以通過司法文件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轉化為司法政策,進而借由司法政策來引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規范性適用。特別是在裁判文書說理上,借由司法政策引導說理方式,可對作為裁判依據、說理依據、裁量基準、解釋資源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適用規則加以規范。

   第四,通過發布指導案例,強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適用的準確性。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案例具有統一司法適用的功能,下級法院應當參照適用指導案例。現行的指導案例從裁判要點、法條指引、基本案情、裁判結果、裁判理由等不同角度對案件進行剖析,意在引導下級法院參照指導案例對相似案件進行裁判,塑造同案同判的法治秩序。特別是裁判要點部分包含了諸多法律適用方法,為司法裁判提供了司法技巧與經驗。[38]基于指導案例對下級法院的實質拘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過遴選適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指導案例、典型案例來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司法適用,尤為關注從適用方式等維度的法律指導。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司法適用方式的法理依據

   

   從本質上來看,“司法裁判在性質上是一種法律推理或論證的過程,其目標在于追求依法裁判與個案正義的統一,進而提高裁判結論的可接受性。”[39]所謂推理與論證,就是“舉出規范性理由和事實性理由來支持最終得出的具體判決。”[40]其中“規范性理由”既包括“裁判所依據的法律規范,也包括適用法律規范的理由”。[41]基于依法裁判的法治要求,確保司法裁判的規范性與穩定性,裁判依據僅能為正式法源,其他非正式法源僅可以成為說理依據,用以提升裁判結論的可接受性與正當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呈現出不同的法源性質,因此應當根據其性質區分適用方式。

   (一)作為正式法源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納入裁判依據

   司法裁判“必須要依據事前已經以權威性的方式確定下來的一般性規范,即‘法’來進行。司法裁判與其他糾紛解決機制在運作方式上的重要區別,就在于前者乃是一種‘依(據)法裁判’。”[42]由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轉化為正式法源包含法律規則與法律原則兩種形式,二者均可以作為裁判依據,但是具有不同的適用規則應加以區分。

   一是確保法律規則的優先適用避免規則逃逸。“法官在說理的時候,必須首先以最具體的規則作為涵攝的大前提。只有當具體規則欠缺時,才可以一般規則作為大前提。”[43]基于確保司法裁判合法性與安定性的要求,有規則優先適用規則是基本的裁判準則。司法實踐中之所以出現“規則逃逸”現象,就是忽視了這一基本的裁判準則。司法裁判通過適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遞國家意志,提升裁判說理的可接受性的初衷雖沒有問題,但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取代法律規范建構裁判依據卻違背了“法律至上”這一基本理念,背離了基本的裁判準則。結合司法實踐,包含以下兩個具體要求:一是對于有法律規范可以適用的案件,應當優先適用法律規范,不得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取代法律規范。二是對于已經轉化為法律規范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當優先適用轉化的法律規范,可以運用法律解釋等方法揭示其意涵。

   二是注意蘊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法律規則與其他法律規范的復合適用。“法條處于法律制度的絕對核心,它為判決提供正確的標準”。[44]雖然從裁判基本規則上看,對于已經轉化為法律規則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直接作為裁判依據適用,但是蘊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條款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身的開放性與模糊性,致使其缺乏含義的確定性與唯一性,故需要與其他規范復合適用。以侵犯英雄烈士人格權為例,《英雄烈士保護法》26條規定:以侮辱、誹謗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根據立法資料,該條款的確立是為了保護英雄烈士的人格權,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事實上是蘊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法律規則。但是在適用該條款時,需要與《英雄烈士保護法》3條“英雄烈士事跡和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歷史記憶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體現”進行復合適用才能清晰闡述“社會公共利益”的內涵。因此,法院在援引這些法律規則時,需要與其他法律規范結合起來進行體系化理解,對蘊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條款進行具體化。通過與其他法律規范的復合適用,一方面在形式上形成相互關聯的規范集,在實質上形成內在融貫的價值標準。另一方面在裁判結論上,既能保證遵循依法裁判的思維路徑,又能合理證成裁判的可接受性。

   三是蘊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法律原則適用需要“更強理由”。對于轉化為法律原則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整體轉化為法律原則;二是將某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轉化為法律原則。基于“運用既有法律規則進行裁判是法官尊重法律、保證公民守法行為連續一貫性的應有要求”,[45]將轉化為法律原則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裁判依據具有嚴格的適用條件:一是窮盡法律規則,“法治首先是一種規則之治,即要求裁判活動遵循預先設定的一般性規范,并且以內在于規則體系的標準來審理案件。”[46]如果存在相關規則缺位,蘊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法律原則發揮著填補法律漏洞的功能。二是雖然存在法律規則,但是“假如適用法律規則可能導致個案的極端不公正的后果”,[47]即規則悖反的情形,則需要對“法律規則的正確性進行實質審查”,提出“更強理由”援引法律原則進行裁判。由于適用法律原則的裁判,本質上是“依據法律體系內的價值判斷為個案判決提供合理化論證”,[48]存在主觀、恣意和片面的可能,所以“裁判者必須經由一個說理性的‘更強理由’論證過程,來解釋為何某條法律原則可以作為當下個案的裁判依據”,[49]換言之,“原則之適用必須經由說理性解釋,借由可以‘將抽象具體化’、‘將具體抽象化’的類型,由上而下地將相關的‘一般規則’具體為下位的、不同事例中的具體法律原則,以對接事實;同時,由下而上地將具體個案中的事實評價,向具體法律原則進行歸納,以等置規范。”[50]這就對適用方法提出了更高標準的要求:首先對規則漏洞、規則悖反等適用法律原則的前提進行判斷,闡明蘊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法律原則適用于本案的可能性。其次經由說理性解釋、“個案中的法益衡量”等法律論證方法提出“更強理由”宣告相應的法律規則不適用,同時建構新的法律規則或提出原法律規則的例外規則。最后考量受裁判之個案的具體情況,對建構的新法律規則或例外規則再作進一步的解釋,形成“個案裁判”。[51]

   (二)作為非正式法源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說理依據

   “司法裁判是一種說理來解決糾紛的活動。”[52]而“說理”就是舉出理由支持其判決。“裁判文書的實際意義就在于通過充分的說理,將‘紙面上的法’激活為解決現實糾紛的‘活法’。”[53]裁判文書說理要妥善地處理說理資源,增強說理的理論性與論證性,可以借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價值維度予以說理。

   第一,援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強化說理的資源。“裁判說理的可證成性和裁判結果的公正性,共同構成了司法裁判的正當性。只有結論的正確,沒有充分的理由支撐,意味著公平正義沒有得到完整表達。”[54]雖然法律規范為司法裁判提供了裁判依據,但是制定法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法官依法審判和法律局限性似乎永遠存在著矛盾,法官所依照的制定法往往不可能完全的清晰明確,甚至還會有漏洞。”[55]裁判需要尋求一種最有利于實現理性與正義的方法,因此,司法裁判在說理中需要擴展援引的法律淵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已經成為當下中國各行各業所遵守的行為規則,具有“共識性”基礎。合理地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說理不僅可以提高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增強司法裁判的公信力與權威性,而且可以發揮司法裁判的引領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對于轉化為司法文件、指導案例、司法政策以及作為價值理念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可作為裁判依據直接加以適用,通常情況下可與其他法源形式復合適用。司法實踐已經呈現不同的復合適用方式:與法律規則的復合適用,與法律原則的復合適用,與公序良俗、傳統美德、村規民約、倫理道德等非正式法源的復合適用。

   第二,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漏洞補充。法律適用中,由于找不到相應的裁判依據而陷入“無法可依”的境地時常出現,為此裁判者需要立足于語境建構裁判規則,并進行充分的說理論證。而此時所建構的裁判規則既表現為裁判依據,亦具有說理依據的特征,因為說理的目標就是要找尋裁判依據,發現裁判依據的過程必然伴隨著充分說理。[56]在案件的漏洞填補中,《關于加強和規范裁判文書適法說理的指導意見》對漏洞填補的方法進行了規定,即“首先尋找最相類似的法律規定作出裁判;如果沒有最相類似的法律規定,法官可以依據習慣、法律原則、立法目的等作出裁判,并合理運用法律方法對裁判依據進行充分論證和說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其包含的價值維度與法治理念、法治精神相契合,在某些情境下具有援引的可能性,但是其僅可以與類推方法、習慣、原則、立法目的等復合適用,作為加強論證的輔助理由。司法裁判中,已經有法院援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漏洞補充的案例。比如在“夏燕玲與連云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等復議決定上訴案”中,[57]在對“交通肇事后找人頂替行為的性質界定”問題上,法律并沒有明確的規定,面對這一法律漏洞,法院將其定性為“逃逸”,法院指出:“將找人頂替的行為定性為逃逸既符合立法本意,又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指出,“在相關規定不明確的情況下,作出的判斷首先應當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雖然現行法律未對交通肇事后找人頂替行為的性質予以明確界定,但該行為顯然違反了誠信這一基本道德要求,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法院援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用于漏洞填補時,因其自身的抽象性特征,必須經由“具體化”過程提煉出具體適用規則,并應該以分層適用的形式加以體現,而非整體適用式的籠統說理。

   第三,根據說理領域的不同區分論證的重點。在援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說理時,應注意運用司法三段論進行推理論證確保大小前提的一致性。為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適用需要結合案件事實進行論證,防止脫離案情的空洞說服,或者價值宣示。同時,需要注意裁判文書是一國訴訟制度乃至司法制度的濃縮,[58]其不僅與各國的法治狀況密切相關,而且與不同訴訟類型的功能與特征密切相關。因此,適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論證說理應區分論證重點:行政訴訟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保障公民權利,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其本質是司法對行政機關的行為進行合法性、合理性監督。基于依法行政原則的基本要求,行政機關行為是否合法必須嚴格根據法律規定進行判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僅可以發揮輔助說理功能。而行政行為是否合理是行政訴訟中情理的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成為證成行政行為是否合理的主要理由。司法實踐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已經擴展到了刑事訴訟領域,而且是作為量刑的考量因素之一。基于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為確保定罪量刑的規范性,定罪環節應當嚴禁適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量刑環節也應當謹慎適用,盡量避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裁判依據。當然,在不影響法律推理的前提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作為評判被告人行為是否得當的標準,在道德上予以譴責,在功能上教化他人。民事訴訟的核心功能是實現權利的平等保護,意思自治是民事訴訟領域的核心理念。由于民事領域“存在較多的空間根據利益衡量、價值取向來解決”,[59]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成為說理的依據之一。但是同樣應當尊重司法規律,注重法律規范適用的優先性,避免出現“規則逃逸”。

   

   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司法適用效果的方法論提升

   

   2018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了《關于加強和規范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法發〔2018〕10號),該意見1條明確指出,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主要價值體現在增強裁判行為公正度、透明度,規范審判權行使,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權威,發揮裁判的定分止爭和價值引領作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裁判說理為抓手,一方面可以彰顯法官裁判思路,倒逼法官公正司法,抑制政策司法的價值導向,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裁判的公正力與透明度,展現事理、法理、情理、文理的有機結合,實現“情理法”的交相呼應。因此,為強化糾紛解決的功能,提高裁判說理的充分性、層次性與可接受性,有必要運用法律方法論從提升裁判說理的角度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司法適用的效果。

   (一)利用法律解釋方法提升裁判說理的充分性

   司法實踐中,雖然大量案件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裁判說理,但是超過半數以上的案件均采用整體適用的方式進行適用,不僅說理不充分,并且增加了說理的隨意性與不規范性的風險。而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有效地建構法律規范與案件事實之間的意義勾連,是提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說理充分性的關鍵。同時妥適的法律解釋方法的運用,有助于約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開放性而帶來的風險,“因為法律解釋方法的妥適運用會產生一種邏輯力量,而這種力量不僅能夠調試因由公共政策司法所帶來的經驗性解釋的開放結構,也能夠調和基于方法所生成的邏輯與解釋語言所依賴的經驗之間的碰撞所產生的矛盾性力量,進而豐富司法的理性的構成,增強司法裁判的確定性”。[60]

   一是運用文義解釋方法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進行解釋。文義解釋是法律適用的基礎,“法官在進行文義解釋時,必須尊重文本,不能脫離文本進行解釋,否則會導致裁判權的濫用”。[61]為了確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準確適用,無論是對已經轉化為法律文本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還是對沒有轉化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需要對適用于個案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進行文義解讀,展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該時語境下的客觀含義,以建構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個案的勾連。二是借助體系解釋方法建構起法律規則與原則、正式法源與非正式法源之間的關聯。司法裁判不僅具有依法裁判、定紛止爭的基本功能,而且還要引導公眾,發揮價值導引的功能,司法裁判不可與價值割裂。體系解釋具有開放性,“其不僅向其他法律規范開放,還要向道德、價值等其他社會規范開放,在法律與其他社會規范、法律與社會之間尋求一致性,這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律意義的主要方法”。[62]因此,一方面,在面對不確定法律概念、一般性條款解釋時,可以援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其具體化的依據,運用體系解釋實現法律規范與價值體系的互通。另一方面,盡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不同維度具有不同的核心內涵,但是不同維度的價值觀仍具有包容關系,為實現分層適用的準確性,司法裁判不可斷然拒絕不同維度價值觀意義的關聯,只有采用體系解釋的方法,前后對照,進行語境解釋,才能更好地從整體上厘清不同維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

   三是借助目的解釋方法闡釋法律規范目的,建構起法律規范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義勾連。當前,部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已經轉化為“目的條款”規定在法律條文之中,比如《電影產業促進法》《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國歌法》《英雄烈士保護法》《民法總則》等均將“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立法目的之一寫入規范之中。即使沒有轉化為目的條款,法院在司法適用中仍會以是否符合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立場作為裁判的出發點,將其作為解釋法律目的的資源,因此可運用目的解釋的方法。在進行目的解釋時,可以采用主觀目的解釋與客觀目的解釋兩種方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借助目的解釋方法應該使“目的”明確化,明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載明的價值維度與法律規范內在目的之間的意義關聯,而非在寬泛的意義上將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視為法律目的。否則目的解釋“這個講究的標簽下所要賣的,其實就是解釋者自己放進法律中的目的”。[63]

   綜上,可以運用上述解釋方法厘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建構起個案中規范與事實的勾連,提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適用說理的充分性。

   (二)注重說理依據與推理過程增強裁判論證的層次性

   司法裁判中出現個案說理邏輯不清,行文混亂等“碎片化”的情形,即在于缺乏論證的層次性。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論證的層次性,可以通過以下兩個維度來實現:一是說理依據的層次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裁判文書引用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文件的規定》采用“裁判依據+說理依據”二分的思路,指明了規范的引用順序并擴大了裁判說理法律依據的范圍,即正式法源+非正式法源的論證模式。同時,裁判結果的獲得依賴于傳統的三段論邏輯,而建構三段論推理的前提必然是明確的,明確的大前提才能建構起與事實之間的邏輯關系。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司法適用,即便是蘊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法律條款也會因價值觀自身的開放性無法獲得唯一確定含義。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推理的前提,無疑帶來了裁判前提的不確定性,走向了一種后果導向的裁判路徑。這就需要結合其他法律規范及其案件事實釋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語境含義。為此,應當采用“法律規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適用模式,把正式法源擺在法律推理的優先位置,改變價值宣示等率先適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模式,遵循“價值中立”的裁判進路,達致合法合理的裁判效果,增強裁判的正當性。

   二是注重推理過程的層次性。“法律規范推理涉及一般規范如何在個案中適用,事實推理涉及證據審查判斷及其基礎上的事實認定,司法裁判推理涉及以確認的事實與援用的法律規范為前提推出裁判結論的過程。裁判文書說理要圍繞證據審查判斷、事實認定、法律適用進行說理,反映推理過程,做到層次分明。”[64]因此在適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中,既要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裁判的大前提進行輔助論證,又要結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小前提進行事實上的裁剪,進而形成三段論推理的鏈條,防止個案說理邏輯不清、行文混亂。同時要緊緊以個案為基礎,圍繞本案的訴訟主張和訴訟爭點、結合庭審情況進行推理,做到有的放矢。如此不僅可以防止裁判說理的模板化、格式化,具有個案特征,而且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概括適用以及價值導向。

   (三)采用合理法律修辭提高裁判結論的可接受性

   裁判說理的核心目的在于定分止爭、公正裁判,提高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進而進行價值引領,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作為價值體系的內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法治中國建設具有指導功能,對構建和諧社會發揮著價值引導功能。然而,司法實踐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適用更多地是在滿足政治修辭之需要。任何國家的司法都是正式權力的分支、政治組織結構中的一部分,法院以黨的領導為組織保障,亦在執行黨和國家各個時期的國家任務與政治綱領。自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一系列文件要求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說理中,[65]在一系列的政策壓力之下,作為政策實施者的法院必須在判決中凸顯價值立場,進行價值宣示與說理教育,實現社會效果。正是由于法院在適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往往是基于一種政治上的強制力量被迫做出,所以法院大多不具有足夠的說理動力進而導致說理不充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未有效地融入司法裁判之中,更多地體現為“背書”效果,所體現的政治修辭意味濃厚。比如司法實踐中,有法院援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說理明確指出:“人民法院作為國家審判機關,擔負著執法辦案、定分止爭、懲惡揚善、維護正義的重要使命。通過審判執行工作,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促進全社會不斷提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水平,是人民法院義不容辭的責任。”[66]

   為真正地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司法裁判當中,提高裁判結論的可接受性,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功能,應消解政治修辭的壓力,運用法律修辭進行充分說理。“法律修辭是在其他法律方法的基礎上,依照法律體系的規范性和案件的具體語境對當事人等進行的勸導和論辯。”[67]其是在法律規范基礎上的法律方法運用,在司法裁判中強調法官與裁判文書受眾之間的交往關系和過程,關注裁判文書的語言表達及說服效果,把法律作為論據,用法律語言進行有效表達和說服,運用各種具體遣詞造句的技巧,如比喻、排比等方式,進而為判決書的說理提供有力支持,實現“有法說的明”“有理說的清”。基于法律修辭具有的語言通俗化、形象化,及其說服的目的特征,“恰當的使用修辭方式,不僅可以增強裁判文書的說理效果,也可以使裁判文書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不同的風格特點,在保持基本共性的基礎上,避免千篇一律”。[68]特別是積極修辭方法的運用,積極修辭尤為強調作為感性聽讀者的當事人與公眾的感受,由于當事人與判決的結果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對判決的結果與理由尤為關注,當事人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判決,對于判決所要發揮的效果具有重要影響。由于積極修辭常常生動、形象、引人入勝,所以可以達到形象說理的目的,進而具有教育及價值引導的雙重功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凝結著全體人民的共同追求,接近當事人與社會公眾,易于喚起情感共鳴,因此可以作為積極修辭的重要說理材料,構建論證理由,發揮提升裁判說理可接受性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修辭的使用帶來了或然性推理,實質價值及利益衡量的引入致使形式推理的確定性遭到抵牾,因此在積極修辭方法的運用中,應該始終將法律作為法律修辭運用的前提,訴諸個案爭議焦點,注重與法律解釋及法律推理等方法的協調與融合。最好的修辭、最好的說服在于客觀描述法律規范的意義,應當防止法律規范意義的隱退及法外因素過度地引入,限制法官的主觀任意性來約束和抵制不當修辭對法治的消解。

   

   五、結語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擁有不同的層面和境界,法治境界是最為基礎和最為重要的境界,只有在法治境界的基礎上,才能逐步提升到倫理境界和信仰境界。”[69]這其中,司法適用的引領尤為重要,一方面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關鍵環節,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有助于人民群眾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引導社會公正,向人民群眾傳遞正確的價值導向,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地生根。但是當前法院在適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中卻呈現出不規范性問題,其不僅影響了司法裁判的合法性,而且將影響司法的公信力與權威性。為實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規范性司法適用,需要厘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與性質,根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不同表現形式區分適用方式,依托法律方法提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適用說理的充分性,真正做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規范性適用。法諺有云:正義是從裁判中發聲的。在新一輪司法改革“堅持遵循司法規律”的基礎上,[70]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司法適用唯有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予以推進,才能用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司法正義。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

   來源:《法學》2019年第5期。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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