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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 渠敬東等:學術的天職:韋伯與我們時代的對話
管理員 發布時間:2019-07-24 23:23  點擊:1468


  2018年11月27日,北大文研院與三聯書店聯合舉辦了《科學作為天職》(李猛主編)的新書研討會,主題為:“學術的天職:韋伯與我們時代的對話”。與談人有:渠敬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李猛(北京大學哲學系)、鄭戈(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應星(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劉寧(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田耕(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研討會內容經整理后發表于剛剛復刊的《清華社會科學》第一卷第一輯(2019)。

   

  

渠敬東:各位老師、同學、朋友:今天,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和三聯書店合辦一場活動,關于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101年前所作的一次著名演講《科學作為天職》,來作主題討論。北京三聯書店近期出版了演講的重譯本,由李猛教授主編,其中也包括當時德國學界關于這篇演講一些非常重要的討論,也包括中國學者在100年以后重新理解韋伯提出的這些問題所作的專論。

   

   之所以要紀念這樣的演講,或者說這篇文獻之所以成為經典,在于我們今天每個致力于學術工作的人,都還能非常恰切地感受到當時的氛圍。1917年11月7日,韋伯在慕尼黑大學的這次演講,其中關涉到的很多問題,直到今天都有生命力。學術作為職業或者天職,在我們今天的時代氛圍里更讓人掛心。所以韋伯的演講不只屬于當時的德國,而屬于這個時代已經被完全納入到世界歷史里的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每個文明養育下的學者。

   

   我們從這篇演講中可以看到,韋伯傳遞出他作為學者和科學家始終所具有的那些最基本的德行,我們可以看到當他討論科學作為職業時,那種我們今天依然能夠深刻體會到的堅韌。當然,還可以看到他的勇敢,面對時代的問題,他能夠勇敢地講真話。當然,我們也會看到學術的力量與限制,并不只存在于學術本身,韋伯在處理科學與政治的關聯上,也展現出他所特有的節制的德行。這是一種人格的力量,始終傳遞給今天的我們。此外,在這樣的演講里面,我們也能非常明確地體會到100年前德國大學的美國化歷程,也是所有科學工作者所面對的外部條件。這樣的外部條件已經融入世界歷史的洪流里,我們似乎無法更改,并且決定著我們未來的永久命運。我們如何在這種外部條件下守護住科學研究的自由,如何保持價值自由與價值關切之間的張力,這是自韋伯以來的學者都要面對的基本問題。所有的這些都是我們能夠得以感觸,并且到今天也還值得紀念的地方。

   

   韋伯這篇演講貫穿著西方文明有關思想生活和行動生活的張力,這些也都是我們今天中國的學者,包括在座的未來要致力于學術研究工作的同學們,可以仔仔細細去體悟思考的地方。當然我們也知道,韋伯給我們的并不是一個現成的、可以模仿的答案,似乎用某種方式就能直接解決我們現實的,無論外部和內部處境的根本問題。換句話說,韋伯并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既定的路徑。我們從這篇演講里體會到的,是我們能如何真誠面對時代的命運,如何找到基于我們自身的價值的路徑,如何找到屬于自己的科學研究的守護神。

   

   所有這些,都是今天在座幾位老師和大家一起討論的話題。我想今天我們的話題,可以從韋伯的這些文獻引申出來,因此,這絕不僅僅是一次文獻意義上的討論和研究。我們想把這些話題和我們自己關注的一些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

   

   首先,請編輯這本書的李猛教授,從這篇演講的來龍去脈,從韋伯在德國思想和現代處境中的位置,以及學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理解,給我們做一個大致的介紹。謝謝李老師。

   

   李猛:謝謝渠老師的介紹,感謝文研院組織這個活動。去年11月,正好是韋伯發表演講的100周年,對韋伯的演講當年究竟是什么時候做的,學界是有些爭議的,爭議的主要原因可能還是因為韋伯夫人的傳記里面,在確定演講時間的時候犯了一些錯誤,但是全集本已經非常明確地把它確定為1917年11月7號這天,韋伯接受了慕尼黑學生組織的邀請。到“一戰”末期的時候,德國的大學生對未來產生了非常大的困惑,他們感到在德國高等教育對專業化職業的強調,與人性的全面要求有著內在的沖突,因此某種意義上成了官僚機器或資本主義的工具。

   

   當時有許多學者出來寫文章批評高等教育的這一傾向,許多學生也對高等教育的專業化有很多懷疑,當時的慕尼黑學生社團就邀請一批專家作一系列有關的演講,韋伯是第一講,所有這些演講大概都以今天的這些所謂腦力勞動或知識工作為主題,去研究這些工作本身的職業甚至更廣泛的精神上的含義。韋伯當時作了兩講,一個是以科學為主題的,一次是后來的《政治作為天職》,以政治家作為主題。

   

   這篇演講后來編在韋伯的關于科學學說的論文集里,米爾斯(Wright Mills)編的著名的《韋伯文選》里面也收錄了這篇演講。韋伯全集在編撰的時候,有很深的考慮,編者認為這兩篇演講代表了韋伯一生思想的線索。施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稱之為韋伯思想的鑰匙文本,所以他就把這兩篇演講都編在了一起。我們這次就依據這個文本,請李康老師重新做了翻譯,也特別請社會學系的吉硯茹幫我們翻譯了當時德國學界對這個演講后來產生的一些爭論。

   

   大家應該都看過這個演講,并不長,雖然我們沒有《科學作為天職》演講的手稿,但是我們有《政治作為天職》的大綱草稿,可以看出基本是寫了一些主要的詞,就是說大概列了一些提綱,大概一兩頁紙,他拿著上去然后就照著那個講下來,我們不太清楚今天的演講文本多大程度上經過編輯的修改。看起來像是一氣呵成的,很難想象這是一個完全即興的演講。

   

   這個演講,我非常簡單地概括一下。演講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關系職業概念的物質含義,或者說外部的條件,用韋伯的話說,我們國民經濟學家首先會愿意談一下,這些物質條件或外部條件。韋伯在這部分其實集中談的就是一個非常焦點的問題,德國高等教育面臨的是美國化的處境,今天我們會覺得這個平淡無奇,但是在1917年的時候,美國高等教育正在學習德國,剛剛上一代人,幾乎所有的美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家都認為德國教育、歐洲教育才是美國教育應該學習的典范。

   

   直到“二戰”的時候,德國許多優秀的學者,因為各種原因被迫移居美國的時候,仍然覺得美國是文化上非常落后的大陸。大家如果讀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說《金碗》的話,就知道結尾的時候當女主人公被迫回到美國的時候,在她眼中那是個荒涼的大陸。所以,韋伯在1917年預見到整個未來高等教育全部的方向是美國化,這有非常敏銳的洞察力。洪堡建立的德國傳統大學理念,包括費希特、施萊爾馬赫闡述的現代大學的教化理想,在韋伯看來已經難以維持了,未來是一個高度經營化的,像企業和工廠一樣的大學。

   

   所以我覺得在前半部分,韋伯高度預見到了我們這個時代高等教育、學術生產與知識體制巨大的變化,很難說他贊成這個變化,但是他認為這基本是一個很難擺脫的命運,這是前半部分的一個主題。前半部分是很短的,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講其實是在后半部分,大家來聽我的演講,韋伯說,大概是想聽一些別的、職業內在的、精神的一面,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天職”。為什么這個演講經常被譯為“以學術為業”,或者叫“學術的志業”,大家都覺得韋伯指的Beruf 不只是一個外在的職業,而是有內在倫理和精神的內涵。在這一部分,韋伯描述的也很難說是一個高度鼓舞性的圖景。他其實講的是科學進步帶來的后果,在我們今天所處的科學世界中,科學不會再告訴我們人生的意義,科學并不會回答我們指望在科學里面聽到的問題的答案。

   

   作為科學家,你的天職或者倫理在哪里? 在這一部分,韋伯的回答也不是我們期待的那樣,好像是對科學提出了非常高的道德期待,給科學家賦予了神圣的光環,韋伯恰恰講的是,在這樣一個專業化經營的學術里面,科學面臨的就是專業化的要求。像洪堡和歌德那樣倡導教育可以實現一個完整的人性的圖景,在這樣的學術世界中,已經變得不可能了。所以今天大家沒有人指望科學給我們這樣一個東西,所以我們今天相信的科學可能是一些別的。這實際上是我們通常讀韋伯的這一演講時,有時候會特別驚訝的地方。當我們發現這個文本很感動我們的時候,韋伯好像拒絕給我們特別高的期待和希望,所以一會兒我們幾位學者一起討論這個東西的時候,可能也會討論一下到底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反差。

   

   你真正去細讀文本,文本似乎告訴你的很少,但是你會覺得,文本的緘默,韋伯的節制,似乎意味了更多的東西。恰恰是因為他對這種期待和希望的拒絕,使我們認為,做個科學家,不僅僅是一個職業工作者。他怎么能通過拒絕做到這點呢? 沒有許諾,沒有期待,好像也沒有幻覺,但是他卻仍然能夠激勵我們去想更多的東西,這大概是這個文本的基本特點。我只是稍作介紹,之所以我們翻譯的新書里面會包含了一些討論,是因為這個文本在1919年出版之后不久,韋伯就去世了。但是當時學界產生了非常大的爭論,許多人反對演講的觀點,認為馬克斯·韋伯這里講的科學———作為天職的科學———是一個早就應該被青年人放棄的舊科學的理想,這是一個仍然受限于傳統專業化分工的高等教育和大學的圖景,青年一代應該努力拋棄它,為新科學而奮斗。我們要在整個“一戰”結束后的德國文化氣氛中來理解這場爭論。圍繞科學的新舊之爭,可以被看作當時德國的現代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參加這場爭論的,還有一些和韋伯同一代的學者,站出來捍衛韋伯的理想,但是他們覺得也需要聽一下青年人對上一代所謂舊科學、舊學術的態度。不只是韋伯說的眼前的專業化,甚至可以上溯到整個現代大學建立以來所有的學術內在的根基是不是有道德,它是不是符合人性,還是完全和人性相悖的。我覺得這是大概韋伯演講引發的第一輪爭論,這個爭論在當時涉及了人文學大部分的領域。

   

   我們還編選了一些后來的評論,這些內容在我們的參與討論的學者里面也涉及了,這可以算作第二輪的爭論。這一時期,對演講的理解又有一些轉變,批評韋伯的人認為韋伯的立場回避了科學的政治后果,是不能夠面對科學和現代的危機的。比如說像韋伯當年的學生和朋友盧卡奇(Georg Lukács),在他的《理性的毀滅》里面提出的批評,后面包括兩位深受德國傳統影響的政治哲學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新政治科學》和施特勞斯(Leo Strauss)在《自然權利與歷史》第二章里面對韋伯的著名批評。這些批評都不只涉及這篇演講,但是我們會發現這篇演講大概集中體現了他們心目中韋伯的力量和弱點。

   

   這些批評韋伯的人都非常尊敬韋伯,他們對韋伯的尊重絲毫不亞于贊賞韋伯的人,他們都認為韋伯代表了戰后德國真正的良心,但他們又多多少少都認為,之所以德國從“一戰”的廢墟最后走到了“二戰”的處境,恐怕在《科學作為天職》里,可能包含了一些相當危險的東西。這個頂峰大概是1964年,韋伯誕辰100周年的時候,德國社會學會舉行紀念活動,在會上來自德國的學者和美國的學者產生了非常激烈的爭論。美國來的學者都認為韋伯的思想指引了他們非常重要的方向,但德國的學者都認為你們有沒有搞錯,恰恰是韋伯導致了德國的災難。

   

   直到今天,我們面對的問題也沒有完全脫離韋伯的很多思想。韋伯分析的許多問題,在今天通過我們重新閱讀,仍然能夠發現與我們所處的學術、教育和知識的世界有著直接的關系。我先介紹到這。

   

   渠敬東:謝謝李老師,因為他是國內非常著名的韋伯研究專家,所以他對于文本的前前后后及其思想史上的位置,無論是韋伯個人,還是韋伯研究狀況都有很多的了解。我想在座很多的同學都讀過這個文本,正像剛才李老師說的,確實,韋伯就像他所說的釘木板的方式一點一點來推進論題的,即科學對我們究竟意味著什么。不過,當我們隨著他的思考過程不斷前行,也會發現韋伯并不愿意給我們一個現成答案。換句話說,我們讀這個文本,在某種意義上韋伯是戛然而止的。我們會產生一種微妙的感受:韋伯說科學作為職業,這個職業是不是真正所謂的神學意義上的天職呢,還是在其他意義上的?

   

   科學的天職是不是可以言說,或者是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言說,在何種意義上根本就不能隨隨便便地言說,這些實際都構成了韋伯自身非常微妙的、從人格到思想的張力。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把韋伯理解成一位獨特的社會科學家。他先從“法”這個角度從事研究工作,又擴展到社會科學的領域,并且一直是在客觀有效性的意義上,而不是純粹在價值領域,或傳統的精神科學領域。所以才會有像李猛教授所說,當時不同的學者對他的印象或感受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如果說到這一點,我想法學家特別容易體會到這幾點。一方面是一種“專家得不能再專家”的感受,另一方面卻有著內心的那種壓抑的力量。我想鄭戈老師會從這個角度談一談韋伯意義上的這些研究的真正張力在哪里。

   

   鄭戈:謝謝渠老師,我就接著李猛老師剛才的話題來講,首先這篇演講現在是被翻譯成《科學作為天職》,我們首先就要討論一下在韋伯那里到底什么是“科學”。今天當我們在中文語境里面談科學的時候,我們往往是特指自然科學,如果我們指的是社會科學,必須在前面加上社會兩個字,因為科學似乎只有一個標準,最純粹的科學就是物理學。其他學科都要以物理學為模仿對象。對人類知識體系的科學化,19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有過系統的論述,他曾經說過,人文學科就是研究人的行為的學科,最終也可以達致自然科學那樣的精準性,所以他心目當中有一個科學的演進史,韋伯意義上的科學也是以自然科學為模板,雖然他本人是一個社會科學家,但是他所講的科學顯然不包括傳統的人文學科,比如神學、文學等等,如果要使這樣的學科變成科學,必須用自然科學的關注事實和因果關系的方法去研究它,才能夠使它進入科學版圖。

   

   這篇文章另外一些中文譯本就把它翻譯成“學術作為天職”,這樣的翻譯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德文中的Wissenschaft 是指所有基于系統研究的學問,包括關于人類精神領域的學問。學術一詞可以涵蓋我們今天大學里面所涉及的各個學科。但是顯然韋伯心目中的科學的范圍會更小一些,更明確一點。在這個意義上,顯然我們法學并不是韋伯意義上的科學,法學它不是關注事實并對事實進行因果性解釋的,當它著眼于事實時,它的角度是用規范來理解和裁剪事實,從而把所有的事實分成和法律有關的,以及和法律無關的,并賦予這些事實以法律上的后果。所以說它是一種關于形式的學問、關于規范的學問,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本來接受法學教育的韋伯從法學里面逃逸出去了,進入了他心目當中的這種科學領域。

   

   這個是我想談的第一個問題,也就是韋伯他所講的科學意味著什么。第二個問題其實和這個息息相關,這樣的科學到底有什么社會功用,為什么這種意義的科學會成為現代大學教育中的主要部分,它顯然為現代社會的建設提供螺絲釘,我們可以把整個現代社會看成一部機器,這部機器上面有按照理性設計的規則來管理國家的、嵌入在科層結構中的非人格化的官僚。這些官僚并不是政治家,而是像科學家那樣的專家。所以說韋伯有兩篇演講,剛才李猛老師也提到《科學作為天職》,另外一個是《政治作為天職》。在他眼中,現代大學和現代政治是現代社會的兩個不可或缺、相互依存的組成部分,這兩個部分可以說構成相輔相成的一個完整的畫面。

   

   在韋伯看來,現代政治也和現代知識體現一樣經歷了一個理性化的過程,國家的管理已經變成了按部就班的、例行化的官僚式經營的一部機器了。韋伯的問題意識之一是他感到自己所處的時代已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家,即面臨戰爭與和平、革命與秩序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勇于承擔責任、敢于作出決斷的領袖。這個到今天更加明顯了。我們實際上是身處一個官僚統治的時代,而不是政治家統治的時代。韋伯的“科學作為天職”其實不經意地為培養這種技術官僚和專家的大學教育提供了正當化的論證。如果讀過這篇文獻的同學和朋友們都會發現,他所批判的對象是德國的浪漫主義,鼓吹領袖和英雄的思想群體。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圈子是格奧爾格圈子(George-Kreis),就是聚集在浪漫主義詩人士提反·格奧爾格(Stefan George)周圍的一個群體。今年出版的影響比較大的譯著《國王的兩個身體》,它的作者康托洛維茨(Ernst H. Kantorowicz)早年就是格奧爾格圈子里面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員,他青年時代寫過一本非常著名的書,叫《弗雷德里克二世》,這本書就是響應他的導師格奧爾格的召喚,要去證成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叫作“神秘德國”,它是體現在偉大領袖身上的一種精神力量。

   

   而神秘德國顯然是不能用現代科學的方法來加以言說的,是靠非常抒情的、浪漫主義的語言來描述領袖的精神氣質,并且希望用這種精神氣質來感召德國的民眾,使他們凝聚成一個共同體,這種敘事方式在當時的德國大學生中很有影響,為身處“一戰”當中的迷茫的青年一代提供了他們急需的精神指引。如果我們把韋伯的這篇演講放到這樣的論辯語境當中去考慮,就會發現它其實有很多的當代相關性。比如說今天我們關注學院派和公知之間的關系,公知就是所有的話題都可以談,但是他們談論問題的方式既不是關注事實的,也不是關注研究方法的,而更像是浪漫抒情式敘事建構者。韋伯為什么在那個歷史時刻要討論大學的正道或者說學術作為一個職業以及大學教師的安身立命之道呢? 他主要針對的就是這樣一種潮流:德國的很多青年人對大學里面比較枯燥的、關注事實和因果關系的教學方法感到了厭倦。他們發現大學里講授的“科學”都是關于在給定目的的前提下尋找最優手段的知識,而不是給他們提供他們最需要的東西———人生的目的。他們希望能夠尋找到自己的人生導師,而這些導師不僅能夠告訴他事實,還能告訴他面對這樣的事實到底應該做出什么樣的選擇,特別是最根本意義上的價值選擇。

   

   這個問題可以說到我們今天就更加迫切了,因為我們處在一個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和基因編輯等生命科學技術全方位改變商業模式、知識獲取方式、交流方式以及基本社會秩序的時代,在這個時候我們接觸到的關于事實的信息可以說是呈爆炸式的增長。甚至有人說如果老師在大學的課堂上去講授關于事實的知識,學生在下面就可以用百度之類的搜索引擎去驗證你講的是不是對的,老師如果記憶模糊了或者講錯了,他很快就可以查到,在這個時候,課堂教育到底應當是關于事實的、關于方法的還是關于價值的,這越來越成為一個關鍵問題。正因如此,韋伯這篇文獻很容易把我們帶入對當下問題的思考,因為在我看來他所討論的問題是非常基礎性的、現代社會的問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韋伯被認為是對現代性體悟最深,而且也研究得最深的學者,而現代性當中所包含的矛盾,在韋伯這個“道成肉身”的人身上集中體現出來了,當時聽完他演講的人,比如說洛維特(Karl L?with),后來在回憶演講的時候,說韋伯似乎沒有給我們任何現成的答案,但是我們從他個人身上看到了整個現代社會的全部張力。這個也是非常有趣的一點。

   

   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進入另外一個話題,也就是韋伯的文獻本身沒有談到的,但是我們今天所有的大學都面臨的情況,也就是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之間的關系問題。讀過這篇文獻的朋友們都會發現,韋伯其實是反對所謂的通識教育的,甚至可以這么說,這篇文獻的主要的張力就在于,他是如此地強調科學,也就是以自然科學為典范的專業化知識體系,以至于強調大學里只能講事實,講因果關系,講你所選擇的行為和它可能導致的后果之間的關聯。至于你出于何種目的、基于何種價值考量來做出這種選擇,他認為這不是大學老師應當告訴你的。

   

   他在這篇演講中指出,這個就是大學對社會的功用:“首先,……科學的知識提供了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支配生活——無論是外在的物,還是人的行動——的技術。……其次,科學可以貢獻的某些東西,是賣菜的無法貢獻的,如思維的方法、工具和訓練。……我們能向大家提供第三點助益:清明(Klarheit)。”但是另外一方面,當他談到學者為什么要做學者,他的內在驅動力是什么的時候,他又談道:“人之為人,凡是不能以激情去做的事情,都是沒有意義的事情。”這個說法使我聯想到美國著名的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 Holmes)說過一句非常類似的話,他說“你靈魂的欲望,就是你命運的先知”,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必須有激情,你必須“想要”做它,它才會有意義。這里面的傳統也很深厚的,有很多的學者都講過同樣的道理,比如說休謨就曾經說過,只有激情才有驅動性的力量(motivational power),理性是不能驅動你去做事情的,只有當激情驅動你去做完某件事情之后,你才用理性去賦予它正當性。

   

   也就是說,很多偉大的思想家都持非常類似的觀點,就是認為驅動人類去做事情的,往往并不是理性,這樣看起來就很矛盾了。一方面驅動學者去從事學術的是某種激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學者為之服務的又不是激情,學者應該摒除激情,應該客觀地描述事實,捋清因果關系。這并不是說學者不能碰觸價值,但是當他碰觸價值問題的時候,他也是從行動及其后果的角度考慮的,因為你基于某種價值采取了某種社會行動,那么價值與后果之間就有了行動這個使潛在性變成現實性的因素。行動及其后果之間的關系,才是學者應該去處理的問題,而不是這個價值選擇本身。

   

   那么人如何去選擇自己的價值呢? 這個就是問題的關鍵了,有很多人說韋伯是一個相對主義者,甚至是一個虛無主義者,恰恰就是在這一點上。韋伯的這篇演講,似乎整個給人的印象就是說價值選擇的事情是神秘的,是不可說的,是要留給每一個個人去獨自面對和處理的。而這恰恰就是韋伯的整篇演講詞的張力所在,而且這種張力還體現在韋伯本人畢生的學術作品都是在處理這樣的非常問題,我們也都知道他此前和后來都發明了一整套的概念,比如說社會行動的類型學,以及支配結構的類型學,還有(經濟)倫理的類型學。諸如此類的理想類型,以及基于理想類型而對于社會事實所作的分析,都是為了解決我前面所談到的這樣一種張力。我就先講到這里,謝謝各位。

   

   渠敬東:謝謝鄭戈教授。鄭教授提出了這篇文獻所涉及的另外一層核心問題,我們特別容易讀到有關整個各國學術體制美國化的問題:學術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競爭,以及極其慘烈的狀況,我們今天都感同身受。但另一方面,鄭戈教授所講的格奧爾格圈子,意味著當我們去掙脫這樣一種資本主義學術體制束縛的時候,其實是想要回到一個傳統文明的、古老的、神秘的價值氛圍里去,似乎這樣才是一個解救之道。而韋伯明白地告訴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做法,因為這個時代沒有先知。所以,一方面我們在這個文本里能體會到韋伯出奇的冷靜,這種冷靜顯然是科學家意義上的冷靜。另一方面,在這樣的一篇演講中,甚至在韋伯幾乎所有的研究中,我們都能夠體會到在背后去驅動這種科學研究和探索工作的,是像一團火那樣的熱情。所以,韋伯的困難,也許是現代的每一個人的困難所在。

   

   韋伯的這個文本在某種意義上給我們留下了一道謎題,正如鄭教授所說,在所謂客觀的有效性維度上進行科學的因果意義上的探求,以及如何同時能夠守護住自己內在的價值驅動。用韋伯的話來講,這個價值是具有守護神的意義的。怎樣來理解這樣的價值問題,就成為韋伯學說非常困難,也是所有人最為感興趣的地方。我們知道,田耕博士對此問題有較多的體會和研究,現在就請田耕發言。

   

   田耕:謝謝大家。剛才李老師和鄭老師已經談到了韋伯的這篇演講的外部處境,我們今天感同身受的力度恐怕要比101年前強烈得多,韋伯作為一個“精神貴族”式的德國學者,對于官僚化的高等教育和大學的研究,表達了悲觀和不滿,以及他的不妥協。正如李老師剛才所說,這篇演講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是將對學術外部的考察和對學術內在的處境,準確地說是學術中人的內在力量,進行了統和。剛才渠老師說到的價值問題可以說是進入天職問題的著手點。

   

   韋伯在講到這個演講的前三分之一的時候,我們對他要說什么還沒有那么確定,簡單來說,他提出的問題似乎是,成為一個有理智誠實的學者到底意味著什么,其意義是什么。對這個問題,我們看到形象要比我們在理論史上讀到的韋伯的答案要模糊得多。因為韋伯有兩個重要的問題在講到這里的時候沒有解決。第一,就是說成為理智誠實的學者,對所有的人,不僅是不準備從事學術的人,甚至是對學術和科學帶有深深懷疑的人,有什么意義? 剛剛李老師已經講到了,韋伯這篇演講針對的大部分的年輕人所具有的信念恰恰是,逃離科學生命才會有意義。那么,對這樣的人,以學術作為天職有什么樣的含義,這是韋伯要回答的第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嚴格來說韋伯這篇演講所針對的并不是像他一樣的學者,某種程度上恰恰相反,是那些不打算以科學作為天職,甚至懷疑科學作為天職是一種有意義的人生的人。我們跟這樣的人講學者具有的理智誠實,我們和他們講學者具有的帶有極端熱情的自律到底意味著什么? 事實上如果我們看到韋伯科學學說文集中其他的文章,例如他比較晚寫的《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的“價值自由”的意義》的時候,韋伯說得更加明確,他是說如果在歌德和洪堡之后,我們成人的最高的目標就是成為一個理智誠實的專家的話,那么這個成為專家在文明或者文化上的意義,要比我們僅僅是批判大學的官僚化要復雜和深刻許多。

   

   但是,常常提到托爾斯泰的韋伯對理智誠實并不是從頭就抱定肯定和希望的。科學是個很殘酷的求真的道路,可是殘酷的“求真”是不是能確立根本價值呢? 韋伯沒有那么確定。在前三分之一的演講中,韋伯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求真是沒有止境的,它不會隨著求真的人而停止,因為它否定了任何自然的終點,這和托爾斯泰那里書寫和尋找的有意義的終點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托爾斯泰在韋伯的筆下提供了一個異常關鍵的質疑:如果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那些打動你生命的最真切的關注,完全不能被科學所解答,甚至有可能被從事學術這樣的事業所擊碎的話,那科學作為天職,這種求真是不是能提供關于它自己的界限? 這是韋伯在引入理智誠實的時候沒有回答的第二個問題。無論我們是否相信“求真”是一個重建根本價值,也就是能照看傳統價值的價值,也就是說無論是從相信還是懷疑的角度來講科學作為天職,韋伯的這個演講和他后來的科學學說的著作,都是非常非常動人的,提供了非常關鍵的理念。

   

   我們大家知道,韋伯在許許多多文字里面,其實透露的是一種毫不妥協的為自己的價值負責的形象,這個形象很容易讓我們想起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當中塑造的那種孤獨的英雄氣概,那種在近代早期,在世界的邊緣具有的英雄氣概。很大程度上,這個形象如剛才李老師所說為“二戰”之后的一代學者,特別是德國學者所強化。不可被質疑的價值立場,和由此導致的價值之間的沖突,是韋伯關于價值的學說中的根本。而這種強化也同時造成了一個非常強烈的困惑,那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對我們的價值富有責任,并且生生不息地推進它的人,我們是不是需要回到像韋伯的新教命題所透露的強大而充滿緊張的社會中的? 這樣的價值和維系價值的道路,盧卡奇極為清晰地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提示出來。

   

   在盧卡奇看來,韋伯所倡導的,恰恰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釋放非理性能量的道路,而且這種非理性的力量不是理性化的前提,而是它的后果。這對我們過去100年前的中國人和今天的中國人都會有一個非常巨大的考驗,我們要推進科學,作為終身從事的行業,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必須接受一個韋伯筆下那樣的理性化的斗爭的過程? 所以韋伯在《科學作為天職》中的核心問題,是說價值意味著怎么樣找到一個價值理性化的過程。

   

   我仍然相信韋伯的新教命題里面所提出的有效的行動,而不是成功的行動,或者實現了的行動,是理解價值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在科學學說,特別是大家關注的價值自由的命題里面,韋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那就是說價值首先是一個非常實踐性的判斷,這個判斷就像我們喜歡和不喜歡,厭惡或者是喜好,或者覺得好或者不好。它是一個非常實踐性的判斷,但是韋伯完全不認為這種實踐性的判斷背后,有一個自然意義上好的生活在等待我們。

   

   大家在“二戰”之后看到對韋伯最重要的批評會指出,韋伯強調的價值完全是吞食知識之果的后果,這在韋伯非常重要的科學學說文字里面會看到。你所認同的價值是一個接受知識之后的結果,也就是求真導致有價值。所以你在接受這個知識,讓你看到這個美好的東西,你沒有擁有朝向它行動的能力,這就是為什么韋伯拒絕——如鄭老師剛才所說——一定拒絕給定價值。科學作為天職的限度,就是依據求真而重建價值的限度。

   

   在韋伯看來,即使那些只是早他40年而站在這個講臺上的偉大的學者,其實是一些骨子里拒絕價值虛無主義的英雄,因為他們骨子里的高貴,所以他拒絕去對自己身上擁有的力量作一個道德中立或者價值中立上的表態,他們不屑于擬態。但是韋伯的意思是說,今天你沒有辦法憑借蒙森、特賴奇克這樣的道德英雄,去樹立我們價值的力量。所以對我們每個人來講,怎么樣把和自己貼得很近的實踐性的價值喜好,通過求真變成最終能貫穿你生命的力量,乃是今天科學最重要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韋伯那里的現代大學和現代教育,只能圍繞這樣一種專家的理性,并不是因為它拒絕回答價值的問題,而是因為它是唯一實現價值理性化的途徑。

   

   韋伯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果價值必須是我們每個個人才能承擔的后果,那么我們所秉持的偉大的傳統、民族、國家何以由來? 韋伯強烈的價值理性化的命題,由此留下了一個非常非常沉重的話題。那就是說,有這樣的理性承擔價值的人,為什么會相信我們聚在一起,守護一種價值,去過一種值得生活的理想? 這是韋伯仍然留給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謝謝大家。

   

   渠敬東:謝謝田老師。田老師講到這,其實我們越來越體會到中國人進入現代世界以來也有著類似的困頓,因為當科學或民主的精神以疾風勁雨的方式進入一個現代世界,并且成為現代世界不可逃避的命運時,那么,我們是不是還仍然可以把我們從事文化的人與從事研究的人截然地分成文化人和專家? 這是韋伯演講給我們提出來的一個問題。中國現代大學100多年來雖然在學術方面取得了無數的成果或成就,但實際上這種根本上的價值意義上的矛盾,仍然隱隱地存在于每一代的學者心中。

   

   當然,這并不是要我們做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或者是重新回到我們舊有的所謂的士大夫的生活方式里去,就能夠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這是韋伯給我們的啟發。所以我想中國大學的命運,100多年以來不僅是在表面上與當時德國大學的美國化處境非常相似的,而且今天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倘若我們要在內在的價值向度里來探尋的時候,我們發現這個問題也同樣尤其困難。我想我們對于韋伯的討論、紀念和感悟,目的都是要回到我們對自己的理解上來。而且,這個理解就像韋伯所做的工作那樣,并不是我們確認了一種價值就可以獲得這樣的理解,我們需要對于我們自己的路線和學術研究無論內在還是外在的這些條件給予充分的研究和探討,才可以去探索這樣的問題。現在我們請應星教授把這個問題拉回到中國的核心問題上來,進入我們和韋伯之間跨越100年的交流和對話。

   

   應星: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經講過,韋伯是我們永遠的同時代人。其實我們今天來讀韋伯,可能對這個講法會有更深的體會。我前不久剛調到清華大學工作,受邀作新雅書院的新生導引。我開始也不知道怎么做導引,后來想到的一個主意就是帶新生們一起來讀韋伯的《科學作為天職》。如果按照韋伯本人的說法,其實他是反對做學生導引的,然而悖謬的是,韋伯的這個演講卻是可以作為最好的學術導引。

   

   非常湊巧的一件事是,韋伯做這個演講的1917年正好是我們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校長就任的時候。蔡元培發表了著名的就職演講,定義了大學之所以大,就在于學與術的不同、學與政的不同。我們當然知道,蔡元培先生所指引的不光是新北大的發展方向,而且奠定了整個中國大學的基本方向。我們回過頭來看,蔡元培先生當年改造北大的基本理念,和韋伯當年所說的,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蔡元培與韋伯不同的地方在于,蔡元培在大學教育理念上深受德國教育家洪堡的影響,他改造北大的方向從某種意義上就是要植入洪堡的理念。而韋伯作這個演講的時候,恰恰面臨著傳統的德國洪堡式的大學理念受到了嚴重挑戰的時候,也就是他所說的美國化的沖擊。因此,韋伯所展示的大學及科學的命運,是在“后洪堡時代”的處境下,這是與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有所不同的。

   

   但另一方面,蔡元培所強調的在現代大學里要打破傳統文人式研究,培育現代科學共同體,講究科學方法和專業精神,強調學術與政治之間適當的距離,這些東西又是與韋伯所講的一致的。不過,處在“五四”前后的北大,在當時異常復雜的政治和社會局面下,其“兼容并包”的理念在某些方面面臨著巨大的張力。陳獨秀的進入北大和離開北大,梁漱溟的進入北大和離開北大,都從一個側面昭示了學術與政治、學術與倫理之間的復雜關系。我們可以將現代中國面臨的這些復雜面向與韋伯所分析的德國大學的復雜面向進行對勘,其中既有許多神似之處,也有一些基于不同歷史處境帶來的各自的復雜性。

   

   現在我們再跳躍到當前的中國學界來看。我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蔡元培時代所沒有的東西——“制度化的經營”——這個倒是韋伯演講中的本義。今天中國大學排名盛行,項目制管理,數量化考核,“帽子”橫飛。如此種種使科學作為職業的環境變得異常漂浮喧囂。許多學人在這種環境中掙扎求生,進而掌握了這種體制化生存的竅門,機會主義成為其精神寫照。還有些人在這種環境下“活累了”,進而以怨恨來對抗,以放棄學術本身來凸顯自己的不媚俗。但在韋伯筆下,給我們展示的是與此兩者都截然不同的學術道路:像清教徒一般守住自己的學術本職,用科學的禁欲主義精神把激情與紀律結合在一起,用樸實而簡單的態度面對日常的工作,既要在經營化的體制中找到最基本的生存支點,但又不攀比、不怨艾、不沮喪,泰然地面對外在的“學術就是一場瘋狂的賭博”的命運,坦然地面對內在的科學無法提供人生終極指引的命運。韋伯的演講給今天我們這些已經或準備“以學術為業”的人最大的啟示就在于:我們的生活如滴水穿石一般,需要的遠不止是激情和勇敢,更需要持久的耐心,需要在平實、簡單乃至單調的日常生活中一以貫之,需要堅守日常實踐的理性辛勞來證明自身。

   

   渠敬東:謝謝應教授。應教授把話題引到中國這個問題上來,我覺得非常重要,因為他實際上要把我們帶入和韋伯相似的,并且我們能夠有感觸的情景上。這里面仍然存在幾個問題需要進一步探索,第一個,就像剛才田耕講的,因為韋伯并沒有說可以回到新教早期的所謂的新教人格里,似乎就可以解決問題,因為歷史是不可以復返的,因此我們需要用歷史性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

   

   第二個,這個價值也不是一個所謂現成的價值,我們特別容易把韋伯所說的價值誤解成一根救命稻草一樣,抓住它似乎就萬事大吉。因為從來沒有一個我們可以現成守護的價值,可以解決如此困難的問題。這是韋伯最勇敢的地方。我覺得應教授把問題引到中國百年以來大學的處境,無論是在蔡先生的時代,還是在我們的時代,這個問題始終在不斷打開,又始終在不斷地糾結和糾纏。其實我們讀韋伯這篇文章,也會使得我們想到中國在某種意義上,并不意味著傳統就是一個士大夫意義上的傳統,因為中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面臨著相似的局面。所以韋伯的問題對于中國而言,意味著歷史可以經常呈現出來,并且讓我們在自己的文化和學術傳統里不斷得到檢討。劉寧教授一直以來從事唐宋文學研究,她讀韋伯也是很有感觸的,她對這個問題有著特別的體會。

   

   劉寧:謝謝渠老師,在座的各位老師都是韋伯專家,我的專業是中國古典文學,好像離韋伯比較遠,但是正如應星老師提到的,韋伯永遠是我們的同時代人,今天在北大參加這個討論,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就是在北大校園開始讀韋伯的,從那時到現在20年了,感覺韋伯一直在啟發我。一個人在讀書時代會接觸很多大師先賢,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跟自己構成一個長期的對話關系。能長期對話的人,一定是把他的復雜性,把他仿佛無解但又蘊含著強烈思考愿力的復雜性傳達給你,對于我個人來講,在北大校園里面接觸到的西方世界的兩個人,好像尤其具有這樣的感染力,一位就是韋伯,一位是劍橋的F. R. 利維斯(F. R. Leavis)。

   

   有人評論利維斯,說他是“fighting a losing battle”,我感覺韋伯也是這樣。他們都清醒地意識到自己不可逃避的處境,同時永不放棄努力。很多年來,我覺得自己的學術也好,人生也好,都從他們的思考、他們的痛苦里面學到很多東西。回想當年讀韋伯時,他對我的觸動,首先就是這本《科學作為天職》(當年譯為《以學術為業》)提出來的,學術不能依托于浪漫的情感想像,學術是非常冷靜、專業化的研究。我讀書時期的確接受到非常強的專業化訓練,我很感謝這樣的訓練。中文系的學習,不是只靠才氣和激情,而是有步驟、有次第的艱苦訓練。我本科上的是古典文獻專業,文獻專業的課程非常緊張;讀碩士的時候,我參加了《全宋詩》的編撰,當時就在老化學樓的一樓,很陰暗的屋子里,整天坐在里面查資料、寫讀書報告、寫論文,都很緊張。剛才應星老師說,就建立現代學術體制而言,北大走在全國的前列。現代學術的科學理性精神,在北大的影響是十分深入的;所以當我讀到韋伯這本書時,對于他強調學術理性,我一點都不奇怪。我當時只感覺到中外都是一樣的,都是要強調這個東西。

   

   但另一方面,這本書并不是一個學術操作手冊,它不是在簡單地介紹學術規矩。這本書的文本里有一種痛苦。作為學者,要堅守學術規范、遵循專業化的道路,但作為人文學者,我們之所以要從事學術工作的內在熱情,我們要通過學術工作理解精神文化傳統的抱負,似乎和學術的理性與規范之間,始終存在張力。這種矛盾和張力,也伴隨我很多年。

   

   當前,我們的學術體制越來越專業化,前幾年我寫過一篇文章,反思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學科化”。“學科化”就是專業化。“學科化”有不少積極的方面,比如基礎文獻的系統整理、專題研究的深化、學術組織的完善。我們最近都在反思改革開放40年來各個學科的成就,我感到古典文學研究在40年間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學科化”。我們已經換了一副架構去理解我們的傳統學問。

   

   但這個架構也有明顯的問題。我們對于傳統第一流、特別重要的大家的研究是削弱的,因為學者太專業化、具體化,所以很難對重大問題、重要人物形成一種全面深刻的了解。古人說“知人論世”,我現在越來越感到“知人”是難度最高的課題。現在的學術選題,如果是圍繞對一個作家的整體認識來選題,其實非常難,但做一個類似“宋詩中的某某意象”這樣的題目,反而比較容易。這種專題式的研究現在有很多,可是對于人的深度了解好像越來越弱。但很多話題和理論的思考,如果不能落實到對作家的深入理解上,可能就非常空泛。北大中文系陳貽焮先生的《杜甫評傳》,看上去似乎沒有什么體系,沒有醒目的專題,但體現了對杜甫非常全面、深入的綜合性把握。我覺得我們在古典文學領域上要走得深、走得遠,這種作家研究的深厚基礎還是很重要的。古人說的“知人論世”,在人文研究里十分重要,但為什么現在越來越得不到重視? 和越來越強的專業化發展是有關的。

   

   近來學術環境的又一大變化,就是量化的、機械的,甚至是功利化的評價體系越來越流行。學風越來越急功近利,學者被論文、課題的數量緊箍深深羈束,身處其中的人都非常痛苦。這種量化的管理方式,和學術的專業化是有關系的,但是不是專業化的必然宿命呢? 在屢屢的困惑中,我經常會想到在北大求學的日子,那時雖然有嚴謹規范的學術要求,但校園仍然崇尚沉潛沉穩的學風,不看重論文的數量和刊物級別。當時也有追求大問題思考的風氣,記得有一次課堂討論如何研究文學史上的大家,我說研究大家要有研究大家的眼光,要有理解大作家內在的精神圖式,這個不是靠各種局部認識的簡單堆加可以完成,比如盲人摸象,把大象的鼻子、耳朵都摸清楚了,沒有綜合的能力也難以形成大象的圖景。當年的思考只是一種朦朧的感覺,后來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但同時學術的緊箍咒這些年越念越緊,學者也越來越不容易去從容體會那個大圖景。這種變化原因何在? 難道在這樣的狀態之下我們就束手就擒么?

   

   這些痛苦的思考,也是我讀韋伯感到很親切的原因所在。韋伯對中國的學術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學術界圍繞韋伯之問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是我覺得,因為以往的學者不像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如此深刻地感受體制化、專業化的痛苦,所以他們在反思韋伯的時候,著眼點往往放在韋伯之問對反思中國現代化的意義上。比如牟宗三先生對于韋伯的反思,著眼于儒家也可以開出民主科學。余英時先生那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是說韋伯認為儒家抑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但他認為還是有正面的作用。那一代學者,他們關注的是民主、科學、商業精神與中國傳統的聯系,是中國能不能現代化。但我在讀韋伯時,對他關于“理性化”的痛苦反思更有感觸。他啟發我從一些新的視角來反思中國歷史。

   

   我發現中國古人其實也在某種意義上,面對過“理性化”的痛苦。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唐宋詩歌的轉型,唐宋兩朝士人的精神面貌有很大不同,文學藝術也有顯著的差異。內藤湖南等日本學者稱宋代為近世。柳立言先生曾經說,雖然我們不必照搬西方資本主義模式來理解宋代社會,但參照這一模式,利用“后見之明”來認識歷史,也有重要的啟發意義。我感到,隨著文官政治的發展,宋代士人的體制化生存程度加深,精神世界受到顯著影響,韋伯所說的“理性化”,對理解這一變化不無啟發。韋伯《科學作為天職》中說:“這個伴隨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時代,……我們所擁有的最偉大的藝術都以親密見長,而不是宏偉的紀念碑。”我當時覺得這種親密的藝術好像就是在說宋詞。當然,宋代的豐富性在于它不只是有宋詞,還有其他豐富的精神建構。宋代士人的不少精神思考,都是在回應體制化,反抗和化解其中的痛苦。我在博士論文里提出一個看法,那就是白居易對唐宋詩歌轉型的基本趨向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他真實而深刻地回應了“理性化”的社會變化,他身上有一種清醒的制度意識,創造了新的詩歌形態。我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唐。大家可能都讀過韓愈的《師說》,這篇文章有很重大的意義,它極大地推重了“師”的意義,這為世人建構了一種新的社會存在方式,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對抗體制化的無奈。師道不僅在當時很有意義,在今天,我們如果想在學術和人生中,超越體制化的束縛,跳出狹隘的一隅,通觀衢路,師道仍然是重要的幫助,它可以讓我們獲得對這個世界寬廣的感受和把握。這也是韓愈非常偉大的地方。

   

   當然,中國歷史的內涵非常豐富,古今之間的對話也相當復雜,中國學人的當下處境,相對于韋伯生活的時代,也有很多變化,但雖然如此,我仍然感到韋伯思想會引起我們相當多的共鳴。這大概就是一個對現代性有著深刻思考的思想家的力量。韋伯的啟發,尤其在于他把思考和痛苦都傳達給你,有一種深刻的感染力。他提出的問題,可以啟發牟宗三、余英時先生去作那樣的回應,也可以啟發我思考自己學術和人生中的困惑。對于我,韋伯好像不是一位高深刻板的師長,而是一位長期的對話者。我好像和他的復雜性發生許多共鳴,有時正是因為對他所思所想的不滿,因為要努力掙脫他冷靜勾勒的現代生活的面貌,而期望去理解其他思想家的思考,體會思想世界的復雜結構,這也是韋伯對于我的啟發吧。

   

   渠敬東:謝謝劉老師,因為她從自己研究的角度提出,韋伯對我們來講不只是一個研究領域,而是他所生發出的問題遍布在看似跟韋伯沒有關聯的各個領域的核心問題意識上,所以我覺得劉教授的現身說法,使得我們能夠理解韋伯對于非西學意義上的意義和我們自己的關聯在哪里。我覺得讀韋伯的演講,最重要的是不要有一種誤解,認為專業化研究就是科學精神。我們需要深入理解韋伯內在的激情和內在的價值。在某種意義上我也認為在韋伯心中并沒有純粹的科學家,因為每一個科學家,每一個學者都在現實世界中,無論是自身的行動還是與政治的關系里,以及各種價值的張力中,都不可能找到一個純凈的、與價值無關的學問形態。實際上,學問正是可以探尋這些內在價值最重要的階梯。

   

   韋伯講的最核心的問題,是現在處在一個世界歷史的時代,所以韋伯的演講里所說的德國的美國化以及德國大學的美國化,實際上都是世界化的意思。換句話說,只有把德國的大學自身的傳統納入整個世界的歷史關聯里,才會出現不可逃避的命運,這一點中國今天尤其如此。

   

   所以,我們對于體制問題的討論,并不是對于我們自身體制的簡單批判和抱怨,而是要真正理解我們自身體制在整個世界的歷史位置,乃至在這背后的政治經濟原因。所以韋伯告誡我們的是,如果真正要了解自己,必須要用科學的態度了解世界,才知道我們的處境在哪里。因此,劉教授的話題,使我們可以對這個問題進一步加以討論,知道怎樣才能在無論是世界意義上,還是在歷史的道路上去追尋我們可以守護的價值所在,就像她講的韓愈所說的詩的概念一樣。

   

   我們尤其是對今天的整個世界范圍內學術體制有著特別明確的體悟。歐美的很多學者跟我們一樣也很苦悶。我們文研院請了許多國際著名學者,他們和我們非常熟了以后,會講出他們的心里話。坦率地說,我甚至覺得他們的苦悶程度比我們還深。我隨便舉個例子,我們這期有一位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來訪的教授,因為我請他帶我們的學生讀書,他跟我說真是羨慕中國的教授,因為還有很多的學生對于經典的文本有如此的興趣,能夠如此地投入和討論。而他在法國卻很難遇到這樣的情形了。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如果不用科學的方向去研究我們和我們所處的世界的話,就總會停留在很多的幻想里,要么就幻想別人有多么好,要么就幻想自己有多么好,這都是缺乏責任倫理的幻想。所以我覺得我們真正對自己的責任,恰恰在于我們今天需要真正去研究整個世界的學術體制,去看他們教和學的關系,他們的知識生產的形態,而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和國際接軌”到底是什么意味。

   

   剛才各位學者的話題,進入到了更進一步的討論里,即我們是不是要有科學的精神來面對我們的命運,這一點是首先我們應該做的。

   

   鄭戈:好,我就拋磚引玉,因為我確實也是在海外呆過很長時間,曾經在北美呆過四年,在香港大學任教十年,也受過國際學術體制的折磨。我印象比較深的是1998年在北大博士畢業之后留校,那一年剛剛有世界大學排名,應該是英國所搞的排名。當時我記得法學院還開了一個會討論這個事,因為當時的排名是中國的香港有三所大學都是排在前50位,北大大概是前100位看不到,而且總共就排了100位,所以當時還引起了一定的緊張,我們都認為我們北大非常好,結果在全世界的高等教育體系里面找不到我們自己,這個是我印象非常深的。

   

   后來到了北美,特別是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間,我就感受到,因為我同事也和國內的高校很多朋友有來往,就親眼看到我們國內的高校,中國內地的高校越來越香港化,基本上非常量化的考評體制就引入了。然后香港也不是原生的學術體制,也是學美國的。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最近20年以來,我國內地的大學越來越美國化,整個績效考評機制、國際化都是做得非常好,而且成果是非常明顯的。因為大家看各種排名,自然指數也好,像前不久剛剛發布的自然指數,我們北大的化學系是世界第一,整個北大是全球第七。也就是說這樣與國際接軌的努力,一方面來看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我們也丟失了很多東西。也就是說我們一些本身所固有的,但是在現在的學科體制,特別是全球化的學科體制當中很難被定位的知識,它就逐漸喪失了自己的生存空間。其實也包括劉老師剛才所提到的中國的一些非常經典的文獻,還有偉大的人物他們的遺產,現在就很難放在現有的學科體制里面研究討論和傳授,因為所謂的專業化顯然是在越來越小的領域,研究得越來越深,但是對一些最基礎的問題卻沒有任何學科去碰它,這個是大家深有體會的。

   

   甚至它會扭曲學者本身的生存,使你成為一個不完整的人,在這方面舉個例子,因為前兩天廈門地震,我有好幾個廈門大學的朋友分別發了幾條朋友圈,我覺得他們的朋友圈可以體現出目前學者的狀態,當然也是各行各業的生存狀態。有一個朋友開車在路上,這個時候他的車忽然晃了起來,他就想我的車現在要拿去修了,我這么忙哪里有時間修,他非常緊張。然后到了學校以后別人告訴他剛才地震了,然后他居然非常欣慰,他說我的車不用去修了。也就是說人被困在自己的生存節奏里,而這個生存節奏是由現代理性化的社會規定給你的,以至于你對天地萬物的感受都沒有,甚至地震都和你沒有關系。

   

   另外一個也是廈門大學的老師,就是說當時他們正在上課,但是沒有任何人往外跑,他說這并不是因為勇敢,而是因為他如果鼓勵學生往外跑的話,這是教學事故。我就做這樣的引子。

   

   李猛:剛才應星老師提到的北大建立的過程,還是很有意思的,因為韋伯這篇演講大概和新北大在建立時間上差不多同時,新北大最初是以更早的理念為榜樣的。古典大學的歷史非常久,但在大部分時候,大學主要是一個保存和傳承文明遺產的機構,主要的文化制度就是保留文明的火種。但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為什么講美國社會是以大學為中心的,不是因為大學為美國社會提供文明傳承的使命,而是說大學是社會創新的發動機,美國大學會提供推動整個社會進步的非常強有力的動力。

   

   大學作為文明理想的制度,與一個不斷推動社會進步創新的大學,這兩者之間可能會有巨大的張力。如果這個大學完全是一個純工科的學校,那你可能比較容易接受大學進步的理念,你會覺得專業化會帶來一個非常高效的社會進步和科學進步的動力。但是相反的話,你會覺得在這個過程中,原來傳統的大學作為一個文明的陣地或者文明堡壘的功能,會受到強大的侵蝕和破壞。就學術體制的專業化而言,大學的社會進步,科學進步通過專業化可以得以有效實現,而且它比所有其他東西更有效。在韋伯看來,這個部分的大學和資本主義企業、現代國家的運作邏輯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在國際上,都和這個制度非常好地結合在一起。最初建北大的考慮,恐怕是以為可以通過后者的手段更好地實現前者,通過建設新學術,保守舊文明。為什么要通過整理國故,能夠實現舊學的目標,能夠保住文明? 因為僅靠原來傳統的保存文明的方式不夠。但是在今天,這兩個方向,可能會越來越遠,你以為通過新學術可以實現舊文明,這個理想可能已經沒有那么大的認同,而是新學術自己有一套邏輯,這套邏輯隨著國際化的傾向會越來越強,那么每個人的晉升招聘,正像韋伯講到的,任何一個打算進入學術體系的人都會清楚地意識到,你要經過一套和職業官僚一樣的考評體制的話,實際上是按照后者的邏輯進行的。如果不能為進步貢獻一點力量,你對大學來說毫無價值。

   

   應星:我補充兩個例子。一個例子我剛才提到了。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時禮聘沒有高等文憑的梁漱溟來北大任教,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不過,大家容易忽略這個故事的后半部分:梁漱溟先生七年后又主動從北大辭職了。在梁先生看來,真正的教育應該是全人教育,而他覺得現代大學已經高度專業化,學生來大學學的只是知識而不是人格。這是讓梁先生對大學非常不滿的地方。

   

   第二個例子是錢穆。他一直在新式學校任教,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北大、燕大等多所著名大學。但是他1950年到了香港之后,卻努力創辦傳統意味濃厚的新亞書院,希望在新式教育體制中保留中式教育的某些根基。

   

   梁漱溟和錢穆這兩個例子可以讓我們思考,中國傳統教育與現代大學體制之間如何找到一個結合點,這的確構成一個問題。

   

   渠敬東:確實,現在動不動就說北大哪個學科在世界上排第幾,但是,是不是什么學科都具有可比性? 更重要的是,在所謂學科排名外,像北大這樣的學校是不是更應該有文明傳承這樣的責任? 我覺得現在很少人去討論這些問題。實際上,如劉寧教授所說的有些領域做得最精彩的研究,根本是無法化成論文和指標來提升排名的。其實,國外的情況也差不多。我去年去法國,在巴黎的郊區開車大概有兩個小時,發現法國有一個區域在大興土木,他們的目的就是把很多很多巴黎周圍的理科大學都遷到這個位置上,形成一個大學集團。他們的校長、副校長還有科研處之類的管理者,很驕傲地講,我們把這些大學捆綁在一起,已經排到世界第九,用的就是上海交大的指數。

   

   劉寧:我再補充一下。我們說一個人應該獨善其身,應該有自己的定力,有超脫的能力,但這其實是很難的。我為什么說韓愈提出的“師道”特別重要,就是他強調“吾師道也”,志同道合的知己,互相取法學習,“無貴無賤”“無長無少”,超脫現實的各種資歷年輩、身份地位的束縛。身處官僚體制中的宋人,很看重朋友之間志同道合的同聲相應,大家能夠在獨木橋之外開拓新的空間,思想不要總是拘束在現實的指標中。精神上要超越枷鎖,還是要有更加豐富的生存空間和行為方式建構出來。通過這種建構,讓大家的精神更開闊、更豐富。現在的學術研究,在體制化、指標化、功利化的學風中,論文和書也出得很多,但常常重要問題的探索、理論探索,在指標上不容易取巧討好,不容易受到足夠的重視。學者需要有更豐富的精神世界來超越這種指標化的生存狀態。

   

   渠敬東:確實是積累了,但是沒有什么創造。我想進一步說的,就是用這種資本主義競爭體制選擇出來的學術生產機制,會暴露出許多其他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最近論文抄襲事件,完全可以說是一個社會學研究很好的文本,為什么? 因為有的老師居然可以理直氣壯地講,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寫論文,而不需要在教學上花任何時間。這一點與劉寧講的韓愈,相差何止萬里! 所謂天地君親師,其實是一種內在的比擬,大學教師這個職業,某種意義上對中國人來講,就是一個上有師長下有學生的關聯,這是首要的。而且它是在知識意義上面進行的傳承關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應該是首要的。

   

   而你難以想象在短短的十年時間,大學教授就可以把寫論文變成一個理所當然的選擇,我們當老師的可以不管學生。我聽過好多好多這樣的故事,而且也眼見過,上課可以不上,讓大家自學,包括所有的時間都讓學生自己來講。我很嚴肅認真地講這件事情,因為在這樣的體制里對學生傾注的那些感情和責任,在項目制、工分制下都是很不劃算的。北大之所以為北大,就是因為還有劉老師說的那種優良傳統,所以還有很多老師不計較這些,而傾注在學生身上。我們一定要明白,作為一名老師和學者應該在乎什么,我們應該履行什么樣的倫理責任。上述問題若長久下去,人就會出問題的。大學不能成為只顧自己的小人聚集的地方。

   

   田耕:其實剛才幾位老師已經提到這問題,現在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的第二次重要轉折。第一次就是剛才老師談到的洪堡在柏林大學首先實現的理念。第二次離我們很近,應該只有60多年的時間,韋伯的價值自由的理念被認為是這個第二次復興的關鍵之一,這個概念有點像自動販售機一樣,可以生產出各種各樣的價值觀。讓我們現在的社會成為一個具有各種價值觀的美好社會。但是如果我們去讀現代大學里面充滿艱難困苦的歷史,包括剛才應老師提到的蔡先生的歷史,包括我們中國在非常困苦的環境里面,在廈門大學,在清華大學,創建現在教育的歷史,幾乎沒有一個例子是告訴我們,韋伯所說的價值自由是一個自動實現價值的機器。

   

   我們比較容易從“破”的角度去思考現代研究型大學,思考它們因為擺脫了神學和宗教的道德理念而成為一個最重要的價值推動力量的過程。但是我們很少從立的方面談這個問題,就是說大學,或者說高等教育何以成為目的,它提供了什么樣的實現價值的能力和手段,以及什么樣的為價值而奮斗代表了大學或高等教育的理念。

   

   所以在許許多多關鍵的時刻,你會發現現代教育和學術史上重要的人物會重返一些看上去離我們非常遙遠的意義。為什么你要在一切可能的情況下,去接觸這些奠定我們文化理想的美好的東西? 這是絕對不可能自我發生的過程,但是同樣也不可能因為你喪失了這些閱讀語言,你就可以認知的,就是剛才劉老師說的,偉大的教育和偉大的學術從來不會被認為是一個價值自動生發的東西。

   

   恰恰是在“二戰”之后,韋伯筆下的價值自由被提高到倫理化的程度的時候,恰恰也是各種規范進入大學和高等教育的時候。但是我們要想想為什么在價值自由成為一個大學最重要理念的時候,現代大學非但沒有放棄對價值的執著,而且產生了比它的前身還要強烈得多的價值信念,產生了什么是正確的價值的強烈信念。

   

   第二,我覺得非常有感觸的一點,我們回想一下韋伯這一代的德國的文化,他學生輩的很多人會離開德國,必須進入美國,在另一個大學和文化的體系里面去重拾文化的理想。而在韋伯的上一代人當中復興了很多西方文化中的偉大的傳統。所謂的德意志也是因為這些復興而進入這個世界歷史的軌道,所以德國歷史是從薩維尼、蒙森手里復活了這個傳統最美好的一面,雖然蒙森筆下的羅馬更像是一個19世紀的柏林,而不像古代的羅馬。所以我覺得所謂國史和國文的理想,并不是因為你把這一塊從其他文化里面切割出來,它就自然變成了一個更好的文化,而是因為你在這個里面實現了一些比我們自己更高的價值。

   

   李猛:我覺得比較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今天的情況可能確實是像韋伯一樣,他得非常現實地承認,無論是在座的同學還是我們老師都是經歷了這個高度專業化的學術機器的訓練才能坐在這兒,為什么你們幾位坐在臺上呢? 其實就是因為你們經過了這個機器的訓練。就是說,學術專業化提出了一個非常嚴格的標準和大學合作的方式,即我們要求你必須要經過一層一層的嚴格的篩選,其實就在馬克斯·韋伯作演講前的一個世紀里,比如1917年再往前倒回100年,有大量優秀學者不在大學領域工作,最杰出的成果是由所謂業余學者做的。我們今天幾乎沒有理科學者能夠這么做了,韋伯說你基本不可能靠自己的實驗室來做到這件事情,你的生產資料已經完全由大學或公司提供了,只有我們這些比較手工匠人式的人文學者還可以靠自己的圖書館做一些研究。大部分社會科學家也依賴于政府或高校提供的資源。這實際上已經使你的學術依賴韋伯所謂的制度化經營了。那么今天的人文學者也很難像舒茨(Alfred Schutz)那樣,白天當個銀行家,業余做一點學術,成為一個大學者,今天會變得越來越困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現實,撇開大學體制談這精神和倫理,我覺得不是韋伯演講的價值所在。我剛才聽劉老師講的,特別有感觸,問題就在于,在這樣一個非常嚴格的學術專業化體制中,從學生開始,經過研究生,經過所謂助理教授,每一步的篩選都是嚴格按照理性化的管理的話,經過這一切后,你仍然相信學術里邊還有別的空間,使你談一個精神是有意義的,這是對我們每個學者比較具體的挑戰。這就像馬克斯·韋伯說的政治的卡里斯馬(charisma)一樣,是不是這個精神式的學術,只是卡里斯馬式的政治家才有資格談的,所有的那些靠政治為生的職員、官僚,每一個官僚機器上的一員都只是老老實實地把你的螺絲釘的職務當好,你就去擰緊你的螺絲釘別讓它脫扣了,然后你讓這個政治家來操作這個機器,也許有一個偉大的精神導師有可能會完成。我覺得這是個幻覺,我覺得韋伯不相信在學術是這樣,他認為政治是這樣的,他認為學術里邊每一個能夠做好哪怕是普通的教師和研究者的職責,都需要某種超出他僅僅是為了評審、為了晉升所要做的工作。我覺得這是他所謂的天職。

   

   所以我回到剛才渠老師講的地方,渠老師說,一個老師的責任并不只是說你湊巧同時是個老師,而是說教師就是你學者工作的一部分,這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剛才田老師也談到,人文學術中,有大量涉及國史、國文,和整個文明相關的東西,對這些問題,只有你能夠在學術研究里意識到這一文明視野,而不僅僅是為了完成技術的東西而尋找一個最好發文章的地方,你才能更好地完成你的工作。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真正的學術理由,即使在這個專業化制度平臺里,每個人追求的作為學者的精神空間也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我覺得這是韋伯留下的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并沒有說在哪兒能找到這個東西,因為他這一代人好像并不存在這個問題,所有人都有這個,我只要堅持去工作,履行“日常的要求”就夠了。但對我們來說,這個問題可能就變得比較尖銳,因為我們會覺得,難道學者不就是一個湊巧生產知識的工人么? 其實你和做家具或者毛衣的工人唯一的差別就是你沒有下班的時間,就是你回家還得惦記你手上的活。最沒有閑暇的工作者被稱為學者,這是我們今天讀韋伯的困惑。他當時感到學術體制美國化的壓力,是對他的生活方式的挑戰,但是他那個時代每個人都是在傳統的理念下教育出來的。而我們今天是每個人都在這樣一個高度競爭的學術環境下,你只有適應下才能生存。在這個已經高度美國化的學術體制里頭,學者的精神化的和倫理化的要求在哪里? 這是我們今天面對的一個困難。

   

   應星:我們通常講大學老師最重要的是把教學和科研連在一起。但今天來看,教學與研究有些地方應該關聯,有些地方不應該簡單關聯。我們往往把該關聯的地方和不該關聯的地方弄反了。所謂該關聯的地方,是說教學與研究應該成為一體化的東西,應該用研究來帶動教學,用教學來刺激研究。但是,我們這兩部分常常是分離開來的,我們花了更大的精力在研究上,而在教學上常常流于應付。這其中的原因和我們的考評體制直接有關。因為科研用的量化指標在考核實效上似乎比教學上的量化指標有效得多。為了在這個體制中生存,就必須拼命發論文,教授升等和榮譽分配都靠這個。而教學上除了基本的課時量外,其他的包括學生評教分數都是軟指標。教學基本上成為一個良心活。也就是說,教學是憑教授個人的熱情和修養去干的活。而這種純憑熱情去干的活常常隨著時間的消磨而變成熱情漸漸冷卻的事。

   

   而另一方面,韋伯提醒我們要注意到教學與研究應保持距離的地方,這就是在政治倫理和終極價值上,教師在講臺上不能任由其熱情發揮,而是必須保持“科學的禁欲精神”。教師教學不能只講自己價值上認同的東西,而是要將可能讓對立雙方都不喜歡的邏輯和東西同時展示給學生。這是教師應該堅守的禁欲倫理。我們今天看到一些在課堂上似乎很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但如果用韋伯的視角來看,近乎政治或宗教煽動家的氣質,這是韋伯非常反對的東西。因此,我們今天要重新思考的是:作為一名大學教授,教學這種良心活的倫理標準到底是什么?

   

   鄭戈:對于剛才渠老師所提的這個問題,我覺得韋伯本人應該是有很好的回應。所以說我就回到韋伯本身。因為我們看《科學作為天職》這個演講詞,他講的是教學問題,并不是科研的問題,是一個老師在課堂上應該向學生教授什么東西,那么他在這里就提出了一個觀點,就說老師并不是要去諂媚學生從而得到一個比較好的課堂評分,而是要讓學生直面生活的矛盾艱辛,他就說老師如果僅僅向學生灌輸一種價值觀,這個其實是非常便宜的,是不需要付出什么艱辛的。但是實際上你選擇了一種價值觀以后,你就會知道你必然會選擇某種行動方式來踐行這種價值觀,而你選擇的這種方式很可能最后被證明和你們的價值觀是矛盾的,更不要說這種行動可能導致某種結果,而你這個價值觀本身沒有被包含在里面,這就是現實生活的復雜性。而老師他作為一個人生經驗豐富又做過大量研究的人,他能夠客觀地呈現每種價值觀有哪幾種實踐的選項,每一種實踐的選項又各自可能導致什么樣的結果。你說我相信我有某種信仰,但你能不能承受它所帶來的這些后果? 所以他整個的論述完全是在講課堂,所以說他就有點像跟剛才劉老師所說的《師說》所說的老師,他是面向學生的。

   

   當然回到韋伯這個人本身,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學法律的,在30歲的時候就成了經濟學教授,他本人沒有受專業化、官僚化、體制化的迫害,所以說他才會有這種機會。那么實際上現在整個學術迅速地滑向另一個美國。演講之前我們幾位老師聊天的時候還提到我們現在就是全世界都在打造二流大學當中的極致,就是把螺絲釘做好。像中國和美國這樣的大國,大學之間明明是應該有分工的,有一小部分大學它就應該是讓這批所謂的文明的傳承者——用現代的學科分工沒法容納的這樣一些人——有自己的生存空間。今天的大學搞的211、985,現在又是“雙一流”,顯然不是體現我剛才說的這種分工,它恰恰是要通過雙一流建設打造更多的世界二流大學當中的極品。

   

   渠敬東:那我就最后提一個問題,這個問題還要回到剛才劉老師的問題上來。其實剛才我覺得李猛老師這個發言,講得非常殘酷、真實。這是什么意思? 我們大家可能都清楚,在民國的時候或者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雖然那時的學者遇有戰亂也有耽誤,也有人生的各種耽擱,但是他們并沒有在一個完全狹隘專業化的生活路徑里被生產出來,所以他們自然會留有一些想象的空間來讀劉老師所說的那些大書,受那些經典的熏染,所以他們內在是有這樣的欲求的。李老師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如果我們在這樣的一個體制里不斷地翻滾而被制造出來,那我們怎么樣能夠接壤這些價值問題,怎樣能不限于狹隘的專業化? 我們所需要的并不僅僅是抱怨和吐槽,而是應該如何尋找自己的出路。這是我們討論問題的一個核心。

   

   我們的確不要忘了田老師提到的韋伯所講的那種新教背景。同樣,我們也需要追問,中國人靠什么來做學問? 我個人的感觸是,因為我是老師,我有學生,我才做學問。這一點很有可能和西方人不完全一樣,因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追求真理還能得到點救贖,但是我知道,我把從老師那兒學到的東西傳給下一代人的時候是很幸福的,那種快樂是別人不太容易體會到的。所以,其實韋伯真正告訴我們的是,我們要尋找一項可以讓我們得以依賴或讓我們可以覺得安心的東西。

   

   所以這個問題,就涉及劉老師講的韓愈這個問題上,“天地君親師”是什么意思? 師如天地! 中國人對這些可能會有一些真切的體悟,而這些東西可能是帶給我們可以持久地從事一項科學工作的支撐和基礎。所以,我才說中國社會人情淡漠的地方一定不會有好學問,這是我個人的理解。

   

   劉寧:剛渠老師說到“師”的問題,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去看一看柳宗元。柳宗元跟韓愈同時代,是一位很理性的人。他表示自己不當老師的,因為他看到很多人在向他求師的時候,懷揣著各種各樣的心思,把利祿之途的那一套也帶到求師問學里來。其實韓愈面對同樣的問題,但他愿意當老師,愿意告訴學生一些跟他們平時追求的現實功利不一樣的東西,師道建立起來,精神的空間就可以更豐富。天地君親師中的“師”,與天地相通,承載著這個世界最核心的倫常關系,有復雜的意義,對宋代以后整個中國精神世界的建構都非常重要。

   

   李猛:無論作為老師還是學者,當我們看到那些最能打動我們的研究的時候,很少僅僅是因為它的專業化,它肯定是具有專業上非常高的品質,但是舉剛才那個例子,鄭老師說到了康托洛維茨早年的研究,其實有很多這樣的研究,比如說我們看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寫的《模仿》,當時他在伊斯坦布爾寫的,手頭沒有什么書,完全憑他的記憶從文體的變遷入手回想整個的西方文明,從《奧德賽》一直到弗吉尼亞·沃爾夫(Virginia Woolf),他寫的所有東西都和他當時的處境有著非常深的關系。像賽姆(Ronald Syme)在二戰前夕寫《羅馬革命》,他筆下屋大維給羅馬所帶來的巨大的政治變革,但是他心里想的一定是當時歐洲所經歷的巨大的變化。

   

   那么我在想的就是,你的研究很多時候會面臨專業化不停的考驗,我們在這里并不是說,學術化、專業化考驗和品質本身沒有意義,其實這個部分是嚴格地考驗你的熱情,你對學術是持久的熱情,還是一時的沖動,只是為了滿足你的虛榮或者是別的什么短暫的欲望,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過程。

   

   但是為什么老師在這里很重要? 當老師帶你進入這個研究時,讓你接觸到的不只是你學術要經歷的一個技術上的訓練,所有的訓練其實都是幫你進入一個有真正血脈的學術傳統中,一旦進入這個傳統,無論一開始你出于什么個人目的——為了贏得一個女孩的贊賞或者是獲得老師的好評——但真正你要能夠真正進入這個傳統,做出任何值得留下的有價值的工作,一定是和這個傳統中的核心問題有關,而這實際上是老師實際上應該起的作用。老師應該不只是引領你完成學術的訓練,而是讓每一個研究者能夠和這個大的學術傳統活生生地聯系在一起。最終我們會知道,在整個學術傳統的血脈中,我們今天問的問題是此前許多人曾經問過的,而且這個問題會繼續問下去。作為學者,最大的困難是有一天我們獲得了高度專業化的訓練,但我們到底做什么呢? 我們做的所有東西,無論這么寫還是那么寫,其實都沒有差別,當如果有一天我們陷入這個處境的話,學術就是一個非常令人厭倦的東西,韋伯所謂活累了的意思。韋伯在最后談到托爾斯泰,我覺得是特別有感觸的,作為一個學者,你到底有沒有可能,當學術不直接回答人生意義的時候,但你仍然覺得做這樣一個研究者,是有價值的。這實際上是很不容易的,越深入學術越如此。許多時候,最可悲的是你完成了所有必需的訓練,成功邁過了所有的學術門檻,你卻發現在這一過程中丟掉了進入學術那些最初的動機,你發現你繼續下去唯一的理由是因為你沒法干別的了。學術最終會不會把我們所有帶進學術的人生的東西全部擠壓掉,擠干凈,剩下的是完全沒有人生的學術,而我們能不能讓人生度過這個學術的專業化考驗? 這是比較大的挑戰。在這里,老師和朋友起的作用就是讓你知道,其實許多人和你一樣也在關心這樣的問題,他也在堅持這樣的努力,我覺得意義可能在這里。對這個問題不可能有一個制度的回答,科學作為天職的困難在于是你找不到制度的答案,制度都是考驗,真正的答案都是個人通過他的學術、借助他的人格完成的,如果你完成不了,你是個平庸的學者,你完成了呢,有可能成為一個非常杰出的學者,但也可能是一個非常失敗的外行或者是票友。在學術里邊,非常殘酷的就是這一點,人格本身不能代替學術,但是沒有人格的力量,不可能成就真正有價值的學術。




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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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三聯學術通訊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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