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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靜:社會變革與政治社會學 ——中國經驗為轉型理論提供了什么
管理員 發布時間:2019-07-24 23:15  點擊:1435


 內容提要:本文聚焦政治社會學研究對四十年中國社會變革的回應:中國的社會變革之所以避免了巨大的社會動蕩,主要不是依靠正式制度的變更,而是依靠名實分離的基層實踐。一方面,中國特有的組織結構和文化傳統,有利于社會中不同的類別和身份群體形成廣泛的互賴關系,借以互換或共享資源,宏觀上降低了大范圍沖突的聚集聯合。另一方面,社會中廣泛存在的非正式渠道,促進了商談和私下利益聯盟的產生,這成為變革所賴的社會支撐資源,也是執政之社會基礎能夠緩慢擴展的基本原因。作為社會變革的穩定器,這種基礎性結構關系的作用,促進了非正式政治整合的發生。而轉型理論將變革和體制設定為對立且無法發生適應性改變的相互破壞關系,但中國的變革經驗,對這一理論提供了補充性解釋:解答了體制連續性與快速變革為何會同時共存的原因。這一補充揭示了社會變革的多重路徑:它既可以沿著對抗—制度此消彼長的正面沖突方式,也可以是以迂回的、避免正面沖突的“名實分離”方式演進。

   關 鍵 詞:社會變革  轉型理論  中國經驗

   

   過去幾個世紀中,不少國家先后經歷了社會變革。變革時期的一個常見現象,是社會沖突大幅度上升。研究者發現,在一些國家,社會沖突沒有威脅到變革中新秩序的形成,而另一些國家,卻長期處于持續不斷的社會動蕩當中。怎樣解釋這種差別現象,一直吸引著研究者的興趣。而中國歷時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實踐,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案例,使政治社會學有機會目睹并尋求解答。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加速時期。在鄉村,土地承包制得到全面推行;在城鎮,企業兼并、轉軌改制廣泛開展,經濟改革引發的一系列變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到社會組織和制度層次。經濟改革從前期的零散摸索,向相互關聯發展,逐漸出現了一個系統的基本方向:擴大市場經濟的比重,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重要力量。這極大地激發了社會的活力,個人和組織各盡所能,紛紛投入到“致富”的行列中。

   改革的結果令人矚目:全國城鎮從業人員的部門所有制構成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公有制部門的就業人口,還占到城鎮人口的70%以上,而1997-2003年短短的幾年時間里,這個比例下降到30%以下。從1992年到2016年,中國城市中的私營企業主和投資人,由13.6萬人上升至2229萬人。民營經濟作為一種補充形式活躍興起。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社會財富的增加速度:中國家庭可支配的財產——城市家庭的住房擁有率,從1996年不到一半,上升到2005年的78.2%,從2011年的79.9%,上升到2015年的86.6%;到2015年,有14.12%的城鎮家庭擁有第二套住房,13.3%的城鎮家庭擁有金融資產①。毫無疑問,中國在不長的40年中經歷了快速的經濟和社會變革。

   國際學界在承認這些巨大成就的同時,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充滿分歧。爭議源于若干未解之惑,人們發現似乎相悖的事實:一方面,中國的社會矛盾隨著改革的深入逐漸上升,這似乎符合快速變革與沖突同步的常規變遷現象;而另一方面,和其他變革社會相比較,這些常態似乎沒有顯現同一結果。比如,變革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和政治沖突,減緩了一些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進程,削弱了社會向心力,瓦解了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架構,維系體制的社會基礎出現快速收縮。但在中國,這一社會基礎的基本成分,卻從較為單一的“無產者”群體,擴展到多種類別,包括新興經濟中涌現的大大小小有產者群體。對此,一些曾經對中國前景抱悲觀態度,預言它將會面臨“危機崩潰”的學者也承認,對于中國體制為何出現“韌性”“所知甚少”,還有“太多的研究要做”(A.J.Nathan,2007)。②

   這一問題,激發了政治社會學對變革研究的活躍,參與的學者來自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公共管理學、法學甚至歷史學,他們從不同的訓練背景出發,希望對這一問題做出學術反響:在中國,變革四十年出現了大量社會矛盾,觸發了各種群體利益不平衡,但為何沒有出現強大的對抗改革的社會力量?為什么在變革中,中國社會保持了基本的內聚力?它是如何保持的?社會和政治沖突在不少國家的變革期發生,它們導致一些執政權威結束了政治生命,但為何中國執政所依賴的社會基礎仍得到擴展?對于變革與秩序基本關系的解釋理論,中國實踐能夠提供什么新的知識?

   在九十年代的中國,一些被稱為“新”的分析框架,發揮了重要的方法論影響。它們主要是:傳統與現代社會結構(韋伯),體制現代化與瓦解(艾森斯塔德);社會轉型的動力(澤林尼),國家與社會關系(倪志偉,魏昂德),團體沖突與結構整合(施密特),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變遷與制度革新(亨廷頓)。這些研究十分重視現代性的生長、資源流動、結構關系、利益組織化、控制權變化等要素的變化,對于變遷秩序的意義,深深形塑了政治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意識,大量的研究是運用上述框架,來解析中國變革的動力和特點,希望通過對照有關變革的常規知識,發現中國社會變革的基本特征。

   

   一、變革的動力、方向及特點

   

   中國社會變革的基本方向及特點是什么?為什么它獲得了持續性的動力?這是九十年代政治社會學研究首先聚焦的問題。

   (一)社會變革的特征

   對于政治社會學而言,中國社會變革的意義,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更是一場有方向的社會轉型:一些新的組織類別、社會身份及關系結構出現,個人與組織的關系,也經歷著1949年以來的第二次大規模重組③。這一重組的基本方向,是從全面的行政再分配組織體制中,生長出了資源分配的市場組織體系。社會學者對這一變遷普遍持肯定態度,認為改革開放推動了社會結構和財產支配關系的歷史性進步。這些進步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資源的自由流動空間開始出現,這包括財產、資本和人力資源。它們從相對受限的固定分配形態,部分轉向受限更低的市場流動形態④。大量的人從定居職業進入自我選擇的流動職業,務農者變為務工者,各種新型職場從業者出現:自雇業主及合伙創業者、網商和獨立零售戶、房地產開發及租賃組織、市場經紀人、物流業主及雇工、金融股市、證券分析、第三方認證、商業智庫、電子游戲業、旅行健身業、電子傳媒平臺,等等。他們廣泛分布于民商企業和社會服務業,涉及商業金融、法律服務、社會教育……多個從前無法進入的領域。原有社會中很少、甚至基本不存在的行業,正在吸納越來越多的城鎮工作人口。人力資本的價值,在全社會得到空前提升。

   其次,普通人面對的機會結構出現分化,從較為單一的發展機會向多元機會發展。這可以解釋中國為何相繼出現下海潮、進外企潮、出國潮、考公務員潮以及進國企潮。這些“潮流”分別反映了人們利用體制內外不同制度資源的行為。原因在于這兩個體系的資源控制和分配機制不同:前者有較多的等級分配、壟斷和保護特點,后者則有較多的交易靈活性,通過優勝劣汰獲得競爭優勢;前者的資源來源主要靠組織計劃供給,后者則必須靠市場績效競爭;前者可以依靠組織庇護和特殊政策,后者得依靠奮斗去發展市場和人脈;用社會學的概念說,單一機會結構中主要遵循的是繼承機制,而多元機會結構中則盛行自致機制。⑤

   第三,勞動者地位獲得的模式開始變化:從主要依靠政治表現和組織分配,到越來越多地依靠知識和能力;從主要根據資歷排序,到越來越多地根據自身努力和貢獻。將政治資本和人力資本的作用進行比較,社會學研究發現,在改革開放中,通過人力資本獲得的回報出現了上升趨勢,大量沒有其他地位優勢的普通人,通過個人的市場能力獲得了地位上升。這一模式的變化,孕育了社會轉型的基本動力:多數勞動者看到,績效競爭給個人能力帶來更多的發揮機會,所以有關的變化受到中國受訪者的普遍歡迎。⑥

   用政治社會學的眼光看,三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顯然并非僅僅是經濟革命,它同時也是一場社會革命——組織和結構分化,從而改變了社會關系,更是一場政治革命——釋放選擇、機會、權益和資源,從而改變了權利關系。雖然社會受益程度還存在不小的差別,尚無法令所有人滿意,但不可否認的是,多數人從這場社會變革中受益,他們歡迎改革中出現的新型價值原則,這是改革獲得廣泛社會支持、具有持續動力的基本原因。

   (二)路徑依賴

   上述常規特征與其他變遷社會的理論描述相似,但尚不足以概括中國社會變革的獨特性所在。因為中國出現了不同于轉型理論預測的后果:相對于政治資本,人力資本在社會地位上升中的作用并沒有出現超越性優勢。如何解釋這一點?社會學者發現轉型理論低估了變革對原有社會組織結構的“路徑依賴”。這些組織歷史上的資源獲取和分配模式,不僅參與了競爭,出現了新的形態,而且在變革中發揮著影響。

   在中國的計劃經濟時期,資源分配通過國家科層組織按照企事業單位的等級系統進行再分配,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濟資源,人、財、物在一定程度上由單位支配。在這種情況下,享有和使用資源的主體不完全是個人,還有個人所在的組織單位,因而單位的地位和級別,仍然能夠很大程度上影響市場對資源分配的效力。學者對于上海案例的定量研究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到2000年這個時段,中國大城市中文憑和政治資本都是社會地位的主要基礎。⑦在人們的收入分配中,行業部門的地位(而不完全是個人能力)起到了更大的決定性作用:

   1988年……行業部門變量(對于收入)幾乎沒有起到什么作用。而到了1995年,行業部門變量的作用不僅變得顯著了,而且成為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它在幾個比較重要的“非基本工資收入”中,位于決定因素第四,排在城市、性別和所有制類型之后,但排在教育水平、職業和自立等大多數因素之前。這說明,在國家規定的薪水和基本工資之外,一種分割群體的類型——行業部門——決定收入分配的作用在不斷增加。⑧

   顯然,中國社會變革的特有現象是,普通人的社會地位受到已經制度化的組織身份影響,這一點使很多現象呈現變異。比如,社會的收入差異,與所有制類型和行業部門顯著相關⑨;人們的家庭收入不一定僅僅來自工資,“美國的窮人沒有任何財產,而中國的窮人沒錢卻可能有房產”⑩;這意味著,人們的財產擁有及變化情況,不完全取決于個人的勞動能力,它們在部分、甚至很大程度上與其從前所在的組織身份有關。曾在單位分配有房、村莊分配有土地的人,通過市場交易和用途轉換,具有財產性收入的概率大增。隨著臨近城市或鐵道公路的房產價值不斷提升,人們的收益差異逐漸拉大,而這些財產的擁有者,實際上來自他們原先和體制內組織的歷史關系。

   利用2010年至2012年的追蹤調查數據,來比較是否在體制內工作對家庭財富存量和增量積累的作用,(我們發現)全國有64.8%的家庭財產都有增長,35.2%的家庭財產未變動或減少。而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發生了增長的比例為71%,高出在體制外工作的家庭5個百分點。同時,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增長比例達到36%,高于在體制外工作的家庭的增長幅度(30%)。(11)

   顯然,改革前后的“新舊”身份和組織狀況,共同創造了社會群體的分類差異。其中特別關鍵的,是社會身份“新”等級的再造,除了經濟收入,更有資源利用資格和已經制度化的組織關聯作用。比如體制內外職工養老金體系的差異,是一種結構變遷和政策運行的宏觀結果,并非完全可以經由個人或機構努力,或者單純的收入提升來改善。以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為例,它基本上局限于城鎮職工,靈活就業人員及農民工群體尚未被納入。截至2009年末,中國有50%以上的從業者,沒有為正式的養老保障制度所覆蓋,60歲及以上老人中,約一半沒有任何養老金。(12)這些由于組織和制度差異導致的身份類別,是中國社會變革的特殊現象。

   (三)組織資格與地位差異

   上述現象給政治社會學提出了新問題,研究者認識到,利用資源的資格優勢不是單純的經濟現象,它和社會的組織結構狀況有關,社會不平等不完全由經濟競爭導致,而是可能由制度環境導致。比如,對于公共(國家)資源的利用資格,體制內的普通勞動者,有時比體制外的高級管理人員優勢更多。為何會如此?因為不同組織和國家中心體制的制度化關聯不同,這導致不同組織中的人實現權益的渠道和效能不同。(13)如果特別注意制度運行的實踐機制,而非它的“理論”預測,就不難發現,組織關聯和社會地位差異的關系。

   中國社會組織間關聯的行政架構,是1949年的社會重組奠定的,這個組織在資源分配方面設置的等級架構,形成了今天社會的代表系統、信息傳遞通道、利益表達路徑及資源要求配置的制度性基礎。比如,各類社會“代表”的產生渠道,主要是通過體制內的組織推薦,代表分布(名額)和組織系統和地位有關。顯然,這些代表并非是代表個人或者自發的群體,而是代表職業、單位、地區或者工作組織。這樣,體制內組織和變革中新生長出來的體制外組織,雖然看上去名稱相似,但它們分別處于不同的組織化等級體系中。不在體制內的組織系統,或者尚未納入這一系統的組織,其信息傳遞、利益表達和資源配置的制度化通道,就會明顯少于前者。(14)比如,“那些在黨政機關單位工作的人,比沒有單位的人,解決個人問題的能力高8.5倍”。(15)

   作為一種制度環境,這一差別影響著體制外人員和組織的資源利用。民營、外企、自雇者、創業者、新型的經濟機構——這些職業處于體制外的位置,缺少與行政體制的結構關聯,而各種競爭機會、資源分配及財政政策的受益鏈,主要沿著公務系統或是與其有關聯的部門伸延,由此加劇了利益獲得機會結構的不平衡(16)。這可以解釋,為何眾多社團組織,不愿意脫離對掛靠單位的依賴(17),而體制外的企事業組織,也不得不以更大的競爭,付出更多的費用,甚至是通過賄賂,建立非正式的政治關聯,來爭取機會和保護。這些活動的廣泛出現,推動了民營商業和行政權力之間的資源交易,結果不是瓦解和削弱,而是繼續鞏固了再分配權力。

   從整個社會體系看,上述情況預示著,經過四十年經濟改革,一種獨特的社會組織化結構業已出現:在體制內,經由單位的社會政治職能,把社會成員組織進國家公共體系中;在體制外,大量的社會個體沒有組織渠道連接國家體系的結構身份,而后者吸納的18-69歲就業人口,目前已經在城鎮就業中占比82.6%。(18)20世紀90年代事業機關的人到體制外下海經商,掙錢更多,但還是感覺地位“掉價”了不少。這不是指級別高低,而是和公共體系的關系發生了改變:他們不同程度地失去了方便使用制度化的組織通道之身份。

   上述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是以中國的證據對轉型理論作出部分修正。沿著澤列尼和倪志偉的預測走向,結論必然是,再分配經濟中的身份差異將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得到大幅度削弱。但中國的經驗現象,沒有支持這一結論。是哪些特有的條件使情況發生變異?基于對中國社會組織結構的深入認識,政治社會學研究提供給轉型研究的新證據,是特定的社會組織化條件產生的影響:它可能改變轉型理論預測的變革趨勢,造就新的身份差異。這說明,人們社會地位的變化,不僅僅是收入、財富和生活方式問題,它還與已經制度化的特有組織結構有關。這些組織結構的作用,影響著社會再分層化的新結果。所以社會學者提示,在中國,“應當注重單位地位,而不僅僅是職業地位”。(19)

   

   二、社會變革的穩定性來源

   

   中國的社會變革,吸引政治社會學研究的另一問題是有關變革秩序的穩定性來源,這就是,相對于其他社會,為何中國的社會轉型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蕩?

   基于第三世界國家的比較研究,政治學者亨廷頓曾經給出一個理論解答:當制度化(合法化)水平落后于經濟發展速度,并且大幅度提高了社會預期時,社會動蕩就會發生(20)。社會沖突和動蕩,被認為是高速變化社會的必要成本,90年代中期前后在很多國家出現。中國的制度化進展也明顯相對滯后,但為何結果出現了例外?在一篇影響廣泛的文章中,黎安友試圖解釋這種“韌性”現象,沿著亨廷頓的思路,他列舉了中國幾項政府組織的改進——規范政府行為的約束增加;人事晉升能力標準的制度化;吸納不同團體、促進組織功能的專業化發展;等等。他認為,是這些制度的演進,增強了威權體制適應社會變革的彈性。(21)

   這種解釋的“進步”之處,在于從制度基本不變的舊假設,轉變為注意“制度的適應性變化”方面,這些適應性變化是在不經意中逐漸發生的。和從前相比,適應性變化往往是非正式的,不容易呈現新與舊的確定分界線,但并非沒有重要意義。

   政府組織的正式“制度化”發展當然值得注意,但僅以此作為解釋變量,顯然還不能使政治社會學者感到滿足,因為政治社會學更關注那些非個人、非預期、具有長程、系統性特點的基礎性變遷,只有這樣的變化,才可能具有結構和組織上的難以逆轉意義。所以,不同于合乎法律條文或者合乎主流意識形態證明“合法性”來源的做法,政治社會學者的著力點在于探索社會認受性:認識那些并非主觀刻意、卻在客觀上“支撐”著體制的社會基礎,為何它沒有被高速的社會變革所削弱。因為體制的合法性支撐,不僅來自法律條文的規定,或知識精英的評判、或主流意識形態的闡明,更關鍵的,在于廣泛的社會實踐之非預期后果。所以,不能只看書面條文“怎樣說”,必須深入到地方的實踐過程,從人們“怎樣做”中尋找答案。

   政治社會學研究發現,和其他轉型國家出現的情況類似,中國的高速變革也加劇了社會關系的緊張、矛盾的積累,甚至“社會斷裂”(22),它們侵蝕著社會向心力的凝聚。但是這些狀況沒有從根本上扭轉變革的大局,原因是存在著其他發展,起到基礎性的中和平衡作用。這些發展,可以從幾個方面得到闡明。

   (一)發展型意識形態

   1992年,鄧小平南行推動了以經濟發展鞏固政治合法性的進程,以利益效能為基礎(而不是僅以意識形態為基礎),構建社會秩序的共識,逐漸深入人心,得到全面建立。對財富進行合理追求與積累,以經濟發展為工作中心,在社會各界引起積極反響。“在改革之前,中國被看作一個依憑政治建構起來的社會。這個社會的依據,依靠主要領導人對社會應該是什么樣子的認知組織起來,并且通過強有力的組織武器來實現”。(23)但改革開放,改變了這一邏輯。

   新秩序的共識性基礎,依賴社會上下對發展型意識形態積極接受,“發展是一個硬道理”成為人們的奮斗指南。各級政府的角色也隨即轉向推動和實施經濟建設,一種獨特的干部激勵模式——晉升錦標賽在各個地方出現。地方GDP,也可以是地區收入,招商引資,出口創匯,脫貧摘帽,社會穩定,環境保護等等,都可能被指定為績效指標,成為衡量工作成就的依據。經濟發展作為最直觀有力的政績指標,成為干部提拔晉升的主要參考。輔之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等其他人事標準,設定學歷、任期和年齡限制,下管一級管理等紛紛出現,干部通過經濟成就獲得晉升的速度加快。為了推動績效判定,在地方各級政府,普遍設立了專項考評的組織機構。有兩類基本的考核目標:發展目標和工作目標,前者包括經濟建設、社會管理和發展潛力——三大類的34個指標,后者包括年度重大工作目標的完成情況以及整改情況(24)。組織考評涉及幾乎所有基層行政部門,每年定期舉行,考評結果可以影響到單位和個人的獎金及項目申請、資源發放的排序。讓仕途與經濟績效掛鉤,將官員的晉升利益進一步和國家發展的目標關聯起來,(25)這全面推動了基層政府按照發展的意圖行動,解決了由上而下的監督和激勵難題。

   發展型意識形態與社會“甩掉窮帽子”的熱望不謀而合。隨著招商引資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目標。企業家群體和政府的合作得到廣泛發展。政商互助互利變得實際上正當。一個新現象出現了,當企業取得一定規模時,部分民營企業家開始進入體制內,爭取獲得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位置,以求保護財產安全,同時獲得特殊政策和信息,以幫助開拓市場。政府部門也主動吸納他們的代表,這種合作和發展型共識,客觀上推動了執政的社會基礎得到擴展:由單個的無產者群體,擴展到多個有產者群體,從而使得轉型中國“避免了東歐和蘇聯的政治動蕩”。(26)

   (二)繞過障礙

   實踐中的做事原則正在改變,但由于正式制度的變化相對滯后,所以上述合作的順利開展,必須尋找各種方法,規避制度障礙。大量繞過障礙的實踐催化的“創新行為”,在地方層面廣泛發生:通過嫁接的方式,讓新的做法繞過現有制度,或者以因地制宜的理由,讓正式制度適應地方需要。這些實踐所采用的規則不同于正規制度,但普遍得到行動者的承認,它們并不直接挑戰現存制度,而是“將現有的制度運用于新的或其它目的”(27)。

   有關的創新源于政府與經濟行動者在具體實踐上的互動(28),它們往往發生于相關方面都擁有共同利益的地方,二者都可以獲益,靈活的安排就可能超越現有正式制度的監管(29)。顯然,沒有以共享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相對穩定和平的互動是不可能的(30)。這些互動過程創造出大量靈活性,它們繞過制約,克服障礙,客觀上降低了經濟活動和正式制度之間的緊張。這樣的做法普遍發生,成為人人接受的常態,就可以在不危及正式制度的情況下,讓正式規則在實踐中的作用,“實際上發生了變化”。(31)

   對社會沖突的處理也遵循了這一模式,學者稱之為“二元整合秩序”,即,在保留原秩序的形式下,實施新的行動規則,以降低實際規則變革的沖突性。學者通過集體與個人財產糾紛案的法律解決過程,發現了基層社會秩序達成的途徑:先基于規定和紅頭文件,確認集體產權的正當所屬,而后又基于民間公正觀,就實際財產的分配進行調解,將多數賠償款分配給實際投資一方,最終達成當事各方的同意。在法院的判決中,延續了正式制度承認的公優先于私原則:確認村集體組織(而非私人投資者)為產權人,他們作為財產所有者,而非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活動。但在涉及財產賠付的實際利益時,法院調解又根據市場原則——誰投資誰獲益——進行了分配。如果沒有這樣看似“矛盾”的處理,不可能產生雙方同意的秩序。法院的處理將產權歸屬問題和利益補償問題分開,顯示出基于雙重原則的秩序達成方式:它由權利聲稱和利益分配兩個層次組成。前者的作用是合法化正式的制度結構,后者的作用則是達成社會成員的同意。(32)

   這樣做,實際上沒有否定正式制度的規定,又在操作上承認和維護了產權人的利益。這類實踐廣泛存在的意外結果,是法院從聲稱保護公有產權的角色,轉變為可以保護私人產權的角色。這一變化的本質,是國家角色(并非主動或有意識地)從代表單一群體,變成不同群體間利益的中性調停者:它不總是保護某一方,而是在不同的群體間協調平衡,以中和各方由于機會、權利、利益和資源差異,由于不平等、壟斷體制、競爭不充分等原因產生的對立。國家的這一新角色及其與社會的新關系,使之能夠擺脫僅代表單一集團而容易與其他社會集團的對立位置。

   (三)績效合法性

   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為大眾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物品。在現代社會,國家所需提供的公共物品包括:教育供給、經濟發展、養老保障、醫療衛生、交通、治安、法律、環保、國土安全、道德表率,等等。提供這些公共物品的能力,是國家合法性的一個重要來源:“如果國家統治的正當性,源自國家為大眾提供公共物的能力,這個國家的統治基于的(就)是績效合法性”。而韋伯和亨廷頓的“合法性來源”分類體系,都沒有包含這一最為基本的方面。(33)

   過去40年,中國上述部分公共物品的提供責任,正在從鄉村和城鎮的生產生活組織,逐步轉移到政府部門。隨著90年代中期的分稅制改革,政府財政汲取能力大大增長,巨量的政府財政資金,提供了發展經濟和民生支出的基本條件。這段時期中國進行了一系列公共預算體制改革:一方面,進一步完善了中央(上級)對地方(下級)的專項轉移支付體系;另一方面,全面推進了部門預算改革(34)。公共財政的配置發生了改變,從按照慣例分配和“跑部要錢”制,變為逐級項目申請、分包和績效評估制。

   這些變化顯著增強了資金使用的中央調配權,一些基礎性的國家支付改革隨即出現:全國從1997年開始,建立城鎮社會保障體制,起初是針對國有企業職工,而后逐漸擴展到所有城市職工,再后擴展到城鄉居民。2000年開始,國家逐步取消了農業稅和相關的農業收費,(35)增加了對農民的種糧補貼,嚴格限制并禁止基層政府向群眾收取各種非正式費用,通過降低農民負擔緩和了鄉村干群關系。為彌補稅改后基層財力的不足,中國開始大幅增加對地方的轉移支付,教育、醫療、社保、三農等民生支出逐年增加。(36)1998年至2006年,中國的政府撫恤金和福利救濟費支出增長了4.30倍;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增長了3.70倍;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增長了13.58倍;社會保險基金支出增長了2.96倍;小口徑社會保障支出增長了6.27倍;大口徑社會保障支出增長了3.85倍。2007年至2015年,中國預算內社會保障與就業支出增長了2.49倍,社會保險基金支出增長了3.94倍,兩者合計平均增長了3.35倍。(37)

   雖然這些支出的地區平衡和覆蓋率尚存在不小差異,但不能忽略有關發展對于宏觀政治整合的作用:社會保障逐漸從家人負責、私人慈善、社區救助、單位和地方企業支付,成為各級政府的社會責任;支付標準和居民收入信息從分隔多樣,到逐漸統一;山區最貧困的人口開始進入“扶貧攻堅戰”的惠及范圍……由國家掌握系統分配依據,意味著國家開始進入國民生存風險的保護領域,這客觀上在重塑政府與社會、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政府與國民的關系,有利于強化政府的責任和權威,并鞏固國家的合法性來源。(38)

   (四)利益組織化結構

   有關轉型秩序,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尚未解答:中國的改革觸及利益分配格局的變化,但改革能夠成就,得益于沒有形成巨大的反對力量。為何如此?

   有研究指出,中國社會利益組織化的特有結構,有助于發現答案。不同的社會,實際上以不同形式傳遞組織化利益并展開沖突,這就是社會學所謂的“異形同質”(isomorphism)問題。因而,我們可以通過識別利益組織化在中國的特別結構,來認識社會沖突發生,以及秩序構成的特有模式。結構不同,不僅發揮作用的原理不同,形成秩序的結果也有異。

   政治社會學一般認為,在現代社會中,利益組織化的基本單位(Unit)是各種次級群體,比如階級、政黨、公民組織、非營利團體、專業成員團體、非政府組織、行業協會、俱樂部等。這些群體作用于內聚公共利益并將其組織化,再通過社會競爭和參與活動,將多元利益傳遞到決策過程,影響政策和法律制定。基于這些一般理論,國際社會轉型研究的一個重點,就是試圖發現中國社會團體和(中產)階級力量的發展。

   但中國顯示了不同的情況。雖然中國社會群體在收入、聲望、教育、資源和機會等方面的差別增大,說明“階級”和“分層”現象也在中國出現,但它們主要是作為經濟收入或生活方式現象,而非利益組織化現象而存在。與其他社會的情況不同,在中國,整體性的對抗社會變革的“階級”力量并不明顯,階級和階層很少在社會沖突中發揮政治性作用,必然有獨特的結構性原因使然。

   理解這一問題,有兩個因素是關鍵性的。一個是組織現象:20世紀中葉的社會再組織化進程;一個是文化現象:中國人傳統的社會關系網絡。兩個現象都和歷史有關,前一現象涉及過去的七十年歷史,而后一現象涉及過去的千年歷史。

   1949年以來的社會再組織化進程,改變了自然選擇和流動的社會類別,“階級”自然分化的過程中斷,新的利益組織化單位產生:人們注冊或參加工作的具體行政單位。這項變化按照不同的標準,重新調整了人們的地位分類,于是,社會中劃分身份的根據并非僅僅是資產占有,還有組織位置。每個單位組成了新的利益團體,管理、代表、應責和回應內部不同階層的人員需求,單位類似組織中介的功能,將人們統統整合進入國家中心體制。

   第二個因素有關中國的社會關系特點:公共和私人關系并非各自獨立、互不相關,而是功能互用,資源流動較少發生障礙。因此,在不同地位和背景的群體之間,通過非正式關系建立橋梁、交換利益相對容易。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社會關系結構緩解了不同人群恒定的、基于身份差別的利益對立程度。

   這兩個因素的關鍵作用,是構建新的利益結構,形成新的社會分類單位:有縱向行政等級的、跨階級差異的團體利益、單位利益、地方利益,這是一種不同于階級(同質內聚)的“非同質內聚”現象。從政治社會學角度看,這一特殊結構的后果,是分割了社會橫向進行組織化聯合的動力,從結構上抑制了對抗變革的各種自組織力量的興起。(39)因此,不同于經典結構主義的理論邏輯,中國的社會變革經驗,沒有出現結構主義者想要看到的那種以自發階級或社團組織為基礎的動員方式,因為這些力量被中國特有的組織和關系結構重新形塑了,它們被現實政體以非正式方式包容進去,就“難以產生對抗的動機”。(40)

   (五)基層調解和控制機制再生

   與其他的變革社會相似,中國的高速變革也引發了大量社會矛盾,其中最常見的,是對資源的新控制權與歷史控制權的矛盾。比如城市擴張和鐵路建設需要拆遷征地,必然和原土地權利方形成權益紛爭,政策的不斷變化和不確定性更加劇了政策反應型社會沖突的積生。

   應對這些問題,基層社會的議事與調解機制再度興起。和運用警力的“行政維穩”不斷引發矛盾有所不同,基層調解的基本目標是止訟解紛,防患于未然,頗似于傳統社會的宗族長老斡旋和解活動。很多城市社區出現了“和事佬”工作室、“老娘舅”調解站、“銀發”勸導組,不少鄉村建立了村民議事會、老鄉說理平臺、村嫂化解團……這些發展的特點,是運用傳統資源——鄰居、親屬、熟人、鄉賢、老人等等社會信任關系,區別于法律的硬性標準裁決,采用更為彈性、民間熟悉和接受的原則化解矛盾。

   另一項新生的矛盾控制機制也在發展。它主要由行政力量推動,運用利益制衡的原理,對公職人員和基層黨員的“現實表現”評定記分,結果用于增加、減少或扣除年終績效獎金標準計算,并作為個人任職晉升的參考信息,施加組織壓力,對人們的行為進行約束。通過分值設置資料,可以發現新的控制機制強調幾項表現:第一,配合中心工作的義務,按照要求積極配合,做好鄰里或親屬的工作(比如自己及親屬中無房屋違章違建,無舊式殯葬活動);第二,維護社會穩定的義務,不參加集體上訪,特別是敏感時期不越級上訪,不阻撓或影響重點工作正常開展(比如征地、拆遷、新農村建設),不擾亂會場秩序或無故退場,不拒絕簽署承諾書,等等。(41)作為一項新的信息收集和管理制度,這些控制機制廣泛動員了社會商業組織(比如商務樓宇物業管理公司)及個人(比如黨員、公務員和干部),使之參與信息輸送、配合工作、預防沖突和社會治理,目標是做到大小事情不出社區(村),矛盾不上交,盡量將問題在基層就地化解。

   綜上,中國的社會變革實踐證明,漸進轉型的巨大動力和穩定性來源來自調動傳統資源、整合社會力量、運用非正式規則,而主要不是等待正式制度的主動變革。是社會實踐以靈活的方式繞過障礙,使正式制度既保持了延續,又不得不做出適應性改變,或者使之名義上存在,實際上喪失效力。中國的社會變革主要不是依靠正式制度的演進,而是依靠歷史路徑——特有的組織結構和文化傳統,它們有利于社會中不同的類別和身份群體,形成廣泛的互賴關系,大規模地互換或共享資源,促使社會矛盾分隔存在,零散解決,宏觀上降低了各種沖突的廣泛長期聚集。社會中廣泛存在的非正式渠道,促進了商談和私下的利益聯盟產生,這成為穩定變革所賴的社會支撐資源。通過這一獨特的方式,國家中心體制與各個社會群體“心照不宣謀發展”的關系——某些方面的利益一致性以及相互的需要——得以建立。這是過去四十年,執政之社會基礎得以緩慢擴展的基本原因。這種基礎性結構的作用,成為社會變革的穩定器,實際上促進了非正式政治整合的發生。

   轉型理論將變革和體制設定為對立關系,且不可能發生適應性改變,但中國的變革經驗,尤其是來自基層的實踐,對這一理論提供了補充性解釋:解答了體制連續性與快速變革為何會同時共存的原因。這一補充不僅可以回應上述黎安友的“體制韌性”困惑,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社會變革的多重路徑:它既可以沿著對抗—制度此消彼長的正面沖突方式,也可以是以迂回的、避免正面沖突的“名實分離”(42)方式演進。

   注釋:

   ①吳曉剛:《靜悄悄但革命性的社會變遷》,《澎湃網新聞專題:改革開放40年》,2018年5月29日。

   ②21Andrew J.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Journal of Democracy,Volume 14,Number 1 January 2003.

   ③張靜:《個人與組織關系的歷史改變》,北京論壇分組(社會轉型與歷史)會上發言,2017年11月。

   ④孫立平:《自由流動資源與自由活動空間:論改革過程中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探索》1993年第1期。

   ⑤李路路、邊燕杰主編:《制度轉型與社會分層》,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⑥韓春平、馬丁·懷特:《中國民眾如何看待當前的社會不平等》,《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1期。

   ⑦邊燕杰、盧漢龍:《改革與社會經濟不平等:上海市民的地位觀》,邊燕杰主編:《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509頁。

   ⑧⑨王豐:《分割與分層:改革時期中國城市的不平等》,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⑩(11)謝宇:《中國社會的特色到底在哪里?》,愛思想網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459.html。

   (12)《兩會共議養老保險制度改革》,https://wenku.baidu.com/view/1205b0c64028915f804dc241.html。

   (13)(16)張靜:《通道變遷:個體與公共組織化關聯》,《學海》2015年第1期。

   (14)張靜、董彥峰:《組織分化與政治整合》,《文化縱橫》2018年8月。

   (15)唐文方:《個人意見的公共性:中國六城市居民調查》,《北京大學社會學刊》2004年第1輯。

   (17)張靜、吳肅然、焦長權:《社會團體與公共利益組織化》,張靜主編:《社會組織化行為:案例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

   (18)李春玲:《新社會階層的規模和構成特征——基于體制內外新中產的比較》,《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

   (19)邊燕杰:《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0頁。

   (20)亨廷頓:《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4年版。

   (22)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23)(30)鄭永年:《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轉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8、71頁。

   (24)《浙江HZH市綜合考評委員會辦公室材料》,第15頁,地方政府官網,http://kpb.hz.gov.cn。

   (25)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208/14/29512610_613000038.shtml。

   (26)Bruce J.Dickson,Red Capitalists in China: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3~4.

   (27)Thelen Kathleen,2000,Timing and Temporality in 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Change,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14,No.1:101~108,轉引自蔡欣怡:《繞過民主:當代中國私營企業主的身份與策略》,第31頁。

   (28)(29)(31)(40)蔡欣怡:《繞過民主:當代中國私營企業主的身份與策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5、38、24頁。

   (32)張靜:《二元整合秩序:一個產權糾紛案的法律解決》,《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3期。

   (33)趙鼎新:《績效合法性、國家自主性與中國經濟發展》,愛思想網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812.html。

   (34)焦長權:《項目制與政府行為研究》,2017年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35)王曉魯:《40年改革與中國經濟的未來》,《21世紀經濟報道》,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8-06-28/doc-iheqpwqx7909063.shtml。

   (36)劉明興、陶然:《中國民生與穩定的政治難題》,FT中文網,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0603?full=y。

   (37)柯卉兵:《中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與結構:1998-2015年》,《地方財政研究》2017年第11期。

   (38)徐曉新、高世緝、張秀蘭:《從美國社會保障體系演進歷程看現代國家建設》,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NO.3-01,總第67號,第33頁。

   (39)張靜:《利益組織化結構:非同質內聚》,載張靜主編:《社會沖突的結構性來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41)浙江基層訪談:浙江嵊州下王鎮石舍村黨員先鋒指數積分量化對照表(2018)。

   (42)周雪光:《行政發包制與帝國邏輯:周黎安“行政發包制”讀后感》,《社會》2014年第35卷。



文章來源:《浙江社會科學》2018年第9期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欄目:天益學術 > 社會學 > 社會思想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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