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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從自由主義到新保守主義 ——評科爾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威脅》
管理員 發布時間:2019-07-24 22:49  點擊:3417


 【編者按】FT中文網7月刊出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危險》一文后,亦邀請不同觀點的意見領袖進行評論。本文為中國經濟學家陳平針對科爾奈一文的評述。陳平從1985年多次訪問東歐,他認為目前關于中國道路的辯論正處于膠著狀態,而科爾奈的思想轉型也揭示出轉型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帶來生動的政治經濟學和國際政治學的教訓。

    

   休克療法和華盛頓共識起死回生?

   今年5月6日,美國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中歐大學開了一個國際研討會,主題是《轉型透視:共產主義瓦解25年之后》(以后簡稱“轉型透視”)。會議的出席者包括東歐和前蘇聯經濟轉型的主要設計師和操盤手。會議的參與者充滿自我慶祝的氣氛,他們計劃出版的文集標題是《偉大的重生: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的教訓》。

   回看金融危機之初,英國首相戈登-布朗在2009年4月3日,于倫敦舉行的第二屆G20峰會的閉幕演說中公開宣布:“舊的華盛頓共識已經結束(The old Washington consensus is over.…),我們需要新的世界秩序”。時隔五年,西方發達國家至今還未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但是休克療法的支持者們又開始以慶祝東歐轉型成功之名,試圖給名譽掃地的華盛頓共識恢復信譽。世界格局的轉變,難道和萬花筒一般?

   有趣的是,會議首日宴會上做主題講演的,是西方最富盛名的自由派轉型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匈牙利人科爾奈。他講話的悲觀警告,給會議組織者試圖營造的勝利氣氛澆了一盆涼水。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FT中文網)于7月2日發表了科爾奈題為《警惕近在眼前的危險》的演說。他用早年經濟自由化的明星匈牙利,近年發生U型大逆轉的案例,來警告西方所謂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在全世界逆轉的威脅。匈牙利在1968年就率先推行市場化的漸進改革,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領導人多次組團訪問,學習匈牙利企業放權讓利的經驗。科爾奈驚呼的匈牙利逆轉,使筆者大開眼界,可以借機觀察東歐轉型的前因后果,以及世界變局大出西方所料的深層機制。

   筆者認為科爾奈的文章觀點鮮明,但事實含糊、沒有數據,完全背離經濟學家的規范,令沒有去過東歐的讀者莫名其妙。筆者從1985年開始多次訪問東歐,從1992年開始,和東歐休克療法的設計師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有多年的交往和爭論。我愿意和讀者分享我所了解的事實,解讀東歐政治和經濟雙重自由化的領頭羊匈牙利,為什么在20年后發生了讓西方震驚的逆轉?東歐轉型的休克療法,和中國的改革開放相比,究竟是失敗還是勝利?未來西方世界的走向,究竟是科爾奈主張的“民主”國家聯合“遏制”中俄專制,還是同床異夢分道揚鑣?

    

   從自由經濟學家到新冷戰的地緣政治家

   科爾奈在中國經濟學界的影響,也許只有科斯可以媲美。但科爾奈對中國決策者的影響,則大于任何諾獎經濟學家。他在中國訪問時受高規格接待,他的著作至少有九本譯成中文,儼然成為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引路人。中國轉型期每個階段的重大政策爭論,都有重量級學者出面邀請科爾奈到中國或隔空喊話,力推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今年86歲的轉型經濟學權威科爾奈,可以說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掘墓人,因為來自體制內部的批判比來自外部的攻擊更加致命。

   科爾奈一生有兩次轉型:從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變為自由派經濟學家,再從轉型經濟學家變為鼓吹新遏制政策的地緣政治家,揭示出新自由主義有更深的國際背景。筆者認為,花功夫解析科爾奈的轉型之路,有助于中國人選擇自己的路。

   科爾奈早年自學馬克思的《資本論》,成為匈牙利科學院經濟所的教授和院士。1986-2002年間被聘為哈佛大學的教授,還當選為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院士,離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距離似乎不遠。他被西方經濟學界譽為研究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世界權威。他的名作是1980年發表的《短缺經濟》。他認為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當時常見的消費品短缺現象,不是計劃或政策的失誤,而是經濟系統的制度問題,他力圖從理論上證明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他提出的“預算軟約束”概念,成為西方經濟學批評國有企業無效的理論基礎。他在1989年寫的《自由經濟之路》,更是明確主張市場化改革就是經濟和政治體系的自由化,把貌似經濟改革的休克療法,挑明為全盤否定社會主義的制度轉型。

   今天,世界格局和中國經濟都處在向何處轉型的十字路口。感謝FT中文網在刊登筆者對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紀的資本》評論(詳見《資本主義的空想與現實》)后,又載科爾奈的文章,邀請筆者評論。

    

   東歐轉型25年后的整體表現

   盡管“轉型透視”的組織者宣稱25年前在東歐開始的休克療法是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的勝利,可惜與會者大談政治,卻不提公開的經濟數據,可以用西方的主流數據來判斷誰的判斷更有依據。

   根據聯合國統計局在1988-2012年間的真實GDP數據做了定量的比較。過去24年間(俄國與烏克蘭為過去22年間)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年平均GDP百分增長率依次為:中國(9.7),拉美(6.7),印度(6.4),東亞(3.8),波蘭(2.9),世界平均(2.8);美國(2.5),德國、西歐(1.8),日本(1.3),東歐(1.0),匈牙利(0.8),俄國(0.6),烏克蘭(-1.6)。東歐轉型國家只有波蘭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比較24年間經濟增長的比例,中國為930%,世界為179%,美國為183%,西歐153%,東歐128%,匈牙利120%,俄國為116%,烏克蘭只有1990年的70%。

   讀者不要忘記,轉型前東歐的工業基礎、科技水平、人力資本、加上蘇聯的自然資源,都遠遠高于中國、東亞、和拉美國家。轉型期間,西方處于地緣政治的考慮,免除了波蘭的巨額外債。東歐國家的人口規模也遠比東亞為小。匈牙利的人口只有1千萬,比海南多一點,比天津市還少;波蘭不到4千萬,和福建差不多。匈牙利、波蘭接受的西方直接投資(FDI)的人均規模,也遠遠大于中國和任何東亞國家。匈牙利吸引的FDI達460億美元,人均外來投資是波蘭的1.7倍,韓國的11.5倍,中國的11.5倍。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東歐尤其是匈牙利,產權、民主、資本、外資、加上軍事北約保護、政經和歐盟一體化等條件都齊了,理應成為華盛頓共識在全世界推廣的楷模,東亞和拉美的親美國家和匈牙利比真是望塵莫及。但是結果呢?

   轉型二十多年后,東歐人口下降的速度超過西歐,俄國人口減少2%,匈牙利減少了4%,烏克蘭減少11%,東歐整體(聯合國的數據)人口減少了23%。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經濟蕭條,貧富分化,使年青人不敢結婚生育,大批中青年移居海外尋找就業。從世界經濟的比較而言,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轉型只有中國一枝獨秀。越南先學中國改革、然后和中國鬧邊界糾紛,經濟近年大幅動蕩。東歐和前蘇聯的轉型,則使原本發達的經濟大幅倒退,蘇聯和平時期經濟損失的幅度超過兩次大戰和蘇聯的內戰加饑荒。即使休克之后恢復最好的波蘭,經濟增速也落在多數發展中國家之后。戰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除日本以外原本低于東歐,金融危機后美歐日的經濟增速普遍低于發展中國家,東歐整體更低于西歐和日本。

   “轉型透視”的組織者宣稱休克療法的勝利,得意的只有政治、避談的是經濟。“休克療法”雖然在政治上摧毀了東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但是并沒有帶來東歐民眾期待的經濟繁榮。科爾奈看出東歐人心的逆轉,對西方資本主義帶來近在眼前的威脅。

    

   東歐何時成為“發達國家”?

   兩年前,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發表報告,把“中等收入陷阱”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危險。報告宣傳東歐俄國升級到“高收入國家”的經驗,重推華盛頓共識的市場自由化。國內一些學者也用東歐的“高人權”轉型,來批判中國的“低人權”和“粗放”增長。世行顯示東歐轉型成功的定量依據是,匈牙利和俄國在2006和2012年分別被世界銀行列為“高收入國家”,而中國2012年的最新人均GDP排名,被聯合國統計局列在匈牙利、哈薩克、阿根廷、巴西、土耳其、墨西哥、伊朗、和古巴之后,僅僅高于泰國和安哥拉的水平。這無疑是對中國人道路自信的最大打擊。中國摸石頭過河的對岸,究竟是東歐模式,美歐模式,還是爭論不已的中國模式?問題是,西方的數據和分類可靠嗎?

   經濟數據在政策爭論中至關重要。最新的例子是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他用西方主要國家三百年來的財富分配數據,證明美國諾獎經濟學家庫茨涅茨依據美國數據發現的倒U形曲線并不成立,換言之,技術進步會使貧富差距增加后,不一定會自動減少。皮凱蒂證明市場機制下不平等游持續擴大的趨勢,除非政治干預。

   科爾奈對匈牙利逆轉的警告,引發我調查東歐的近況:東歐轉型的結果,究竟是升級到“高收入”國家,還是退步為“依賴經濟”?對比西方在東歐轉型前后發表的經濟數據,我發現西方虛構了一個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的神話。

   界定世界上哪些國家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最早是1961年成立的西方富國俱樂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我找到的聯合國統計局(UN)和中央情報局(CIA)可以比較的數據從1978年開始。如果以美國的人均GDP為標準,富國的最低門檻是葡萄牙和土耳其,他們的人均GDP在1978年分別是美國的23%和21%。美國CIA1978年的數據表明,蘇聯的人均GNP已經是美國的59%,波蘭為美國的32%,匈牙利為美國的31%,都達到OECD的富國標準,分別超過英國,葡萄牙和土耳其的水平。

   CIA1985年的數據表明,蘇聯GNP的總量是美國的52%,為世界第二位,人均GNP為美國的44%,依然是發達國家。匈牙利1985年的人均GNP比蘇聯還高。CIA和大英百科全書直到1990年的數據,都把蘇聯GDP的規模列為世界第二,約為美國的一半。由此可見,西方在東歐轉型前就已承認蘇聯東歐是發達國家,蘇聯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這一判斷符合戰后存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和三個世界的共識。蘇聯瓦解前不存在西方資本主義陣營比蘇東社會主義優越的神話。擔任過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杭廷頓,他1969年的成名作《轉型社會的政治秩序》,系統論證蘇聯體制的效率和美國相當,穩定性還高于法國。

   但是蘇聯瓦解以后,西方媒體開始全面下調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數據。聯合國統計局2014年發表的1988年(東歐轉型前)的新歷史數據,把前蘇聯的GDP總量下調為世界第7位,不到美國的七分之一,排在意大利之后,而俄國1990年(蘇聯瓦解時)的GDP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略高于加拿大和西班牙。如果事實真的如此,前蘇聯哪來對抗美國超級大國的實力?意大利和西班牙在經濟上向來唯美英法的馬首是瞻,哪有蘇聯的膽量敢在中東對抗美國?即使用聯合國1988年人均GDP的新數據,蘇聯僅為美國的七分之一,低于墨西哥、高于土耳其;捷克、匈牙利的人均GDP都高于墨西哥和土耳其。按照OECD的標準,蘇聯、捷克、匈牙利的人均GDP水平在轉型前仍然屬于發達國家。可見,導致東歐轉型的主要是政治而非經濟原因。

   有趣的是,OECD正式接納東歐成員國的時間是,捷克1995年,匈牙利和波蘭1996年。世界銀行1987年開始劃分高收入(發達)國家的標準,把富國的下限設在沙特阿拉伯和臺灣的水平,至今墨西哥和土耳其還未達到世行的高收入標準。轉型國家達到世行高收入的時間是:捷克2006年,斯洛伐克和匈牙利2007(匈牙利2012年又跌出富國水平),波蘭2009,俄國2012。

   以上可見,OECD和世界銀行制定的富國標準,地緣政治的考慮有重大嫌疑。筆者這里要指出:人均GDP的評價方法并不科學,因為GDP總量中包含大量物理學定義的廢熱(即熵),市場定價包含系統性的偏差,因為奢侈品和高科技的壟斷價格,不能反映商品的真實成本和效用。算術平均故意掩蓋了分配不平等的結果。筆者先提醒讀者,經濟學的客觀性,目前和自然科學不能相比。

   如果目前缺乏可以取代西方的經濟度量如何判斷不同指標體系的真實性和誤差水平呢?我的調查經驗是:多數老百姓的生活感覺比經濟學家的理論更靠譜。

   我在金融危機前后多次訪問過東歐轉型國家。我問東歐的經濟學家和朋友,東歐民眾如何評價東歐轉型的結果,得到的回答是:中老年人認為過去比現在好,年青人的意見好壞各一半,換言之,四分之三的人認為今不如昔。一位波蘭朋友告訴我一句民間流行的說法:過去我們是政治上的奴隸,如今是經濟上的奴隸;經濟奴隸比政治奴隸更糟!

   假如OECD和世界銀行的富國標準能反映經濟的真實狀況,那么應當推論,匈牙利和俄國的老百姓應當為升級到富國興高采烈才對。老于世故的科爾奈對世情的觀察,比“轉型透視”組織者們傳遞出更多的真實信息。

    

   為什么東歐轉型的結果令民眾大失所望?

   自由派經濟學家面對市場化帶來的種種問題,答案只有一個:問題都是市場化不徹底造成的。問題越多,越要有勇氣去闖“深水區”。但是堅信自由的轉型經濟學家科爾奈的警告就不同了,值得中國的決策者深思。

   科爾奈坦率承認蘇東民眾對轉型的結果大為不滿。列舉的事實包括:大量失業,貧富差距擴大,民族主義和種族沖突上升等等。更嚴重的是,科爾奈的解決方案不是休克療法早期的進一步自由化,而是恢復冷戰的遏制政策,否則西方難以自保。

   令科爾奈和西方新保守主義者驚恐的是,東歐政治逆轉的帶頭羊,正是最早在蘇聯陣營造反,最早在社會主義國家推行自由化改革,也最積極加入北約和歐盟的西方盟友。獲得西方大筆援助、貸款和投資的自由明星匈牙利發生逆轉,無論是經濟理性,還是政治智慧,都難以想象匈牙利人是否瘋了。科爾奈近在眼前的威脅警告,令所有向往自由富裕的人們不可思議,也讓西方戰略家重新評價對中國的和戰選擇。

   科爾奈驚呼2010年匈牙利的政治逆轉,指的是2010年匈牙利大選中以壓倒多數獲勝的中右政黨,重新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試圖恢復匈牙利的經濟主權,導致歐盟公開威脅警告匈牙利政府。東歐政治的逆轉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的觀察是形勢使然。主導人們行為的是利害得失,不是意識形態。市場競爭中的輸家,不會如科斯預言的那樣接受不公正的結果,群體行為形成對抗市場和資本的政治力量。匈牙利逆轉提供了皮凱蒂觀察到的政治經濟不可分的最新案例。

   筆者在轉型前后去過匈牙利、波蘭、東德和俄國。三十多年來,有機會對比觀察中美歐日的競爭格局。東歐今天的困境,包括科爾奈在內的西方轉型經濟學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鑒于國內還有經濟學家推崇東歐的休克療法為“高人權轉型”,批評中國的“低人權發展”和“粗放增長”,筆者就來對比分析東歐轉型和中國的改革開放,我把東歐轉型劃分為兩個階段:大約十余年的休克療法轉型期,和北約歐盟東擴后部分東歐國家進入“高收入”階段的升級期。柏林墻的倒塌和加入歐盟,給東歐民眾帶來的都是失望大于希望。

    

   休克療法摧毀了東歐國家原有的分工協作網絡

   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在東歐推行休克療法,有理論和經驗的兩個依據。一是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模型,它假設如果多種產品完全競爭、價格自由浮動,完全市場模型存在唯一穩定的均衡解,實現資源的最優分配。阿羅-德布日模型的兩個創立者分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依據之二是戰后西德出現的“艾哈德奇跡”。二戰結束后美軍占領下的西德,一度實行戰時經濟的價格管制,結果物物交易,經濟蕭條。時任經濟部長的德國經濟學家艾哈德不和美軍總部商量,在1948年6月借引入新西德馬克之機,突然解除價格管制,很快恢復了市場的繁榮。這使西方經濟學家一致認為,東歐轉型可以重復艾哈德奇跡。然而東歐各國在快速實行價格、外貿和匯率的自由化之后,帶來的不是經濟繁榮,而是巨額的貿易逆差、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企業倒閉,和大量失業。求助西方援助的苛刻條件,要求東歐國家提高利率、緊縮預算、出售國有資產,經濟更是十年不振。

   為什么1948年的艾哈德奇跡在1990年代的東歐轉型沒有重演?因為西德戰后一片廢墟,分工回到原始的原子經濟,這才是阿羅-德布日模型成立的前提。東歐轉型之初,蘇聯單方面解散華沙條約和經互會條約,片面對西方開放,立即打碎東歐原有的分工協作,企業的零部件供應普遍中斷。東歐國家間約一半以上的貿易在社會主義國家間進行。市場自由化的西方標準要求一切外貿以西方的硬通貨結算,社會主義國家間原來通行的物物交換或以盧布結算的分工體系立即瓦解。貿易自由化系東歐片面對西方開放,而西方并沒有同時對東歐開放市場。這導致西方低端的日用品連手紙也大量涌入東歐,而東歐原來有價格優勢的農產品和工業品,因為不熟悉西方的營銷網絡和質量標準而被擋在門外,導致東歐企業大批倒閉。私有化過程中東歐普遍缺乏貨幣資本,東歐的私有化進程使西方跨國公司得以廉價,甚至被東歐政府補貼,來收購東歐的核心企業。相比之下,中國開放之初的高關稅保護了民族企業的生存空間,選擇性的特區開放又使國有和民營企業逐步學會和外國企業競爭,所以技術和人才遠比東歐落后的中國企業,在轉型過程中能快速成長,民族企業逐步學會和跨國公司競爭。

   東歐轉型的最初十年,匈牙利和波蘭的GDP下降18%,俄國下降43%,烏克蘭下降61%;通脹率,波蘭高達400-580%,烏克蘭達3400%,俄國4000%,高通脹持續時間分別為5-8年;貨幣貶值匈牙利和波蘭貶值到4分之一,俄國盧布貶為5500分之一,烏克蘭貶為76000分之一。東歐積累了幾十年的國有資產,瞬間轉移到西方資本手中。

   科爾奈為市場自由化辯護說,休克療法至少消除了短缺經濟下排隊購買的時間浪費。這正是科爾奈“短缺經濟”理論的淺薄之處。客觀地說,科爾奈最初在1979年的論文,對比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約束”經濟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需求約束”,還頗有真實感。須知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約束是西方的封鎖政策造成的,無法向西方國家那樣可以用貨幣在全世界購買資源。部分物資短缺的原因是社會主義國家對生活必需品的供給實行固定價格,以保障人民的平等分配。如果采用浮動價格,例如中國困難時期部分商品允許高價,價格的大幅上升使多數人買不起,在表面上可以立即消除某些商品的“短缺”現象。問題是:高價商品不用排隊,不等于改善人民生活,更不等于改善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在轉型過程和世界經濟中,筆者觀察到三種“消除短缺”的方法。

   第一,是借債消費,以討好民眾。匈牙利、波蘭轉型前的政府不惜從西方大舉借債用于消費,一度東歐的生活水平超過前蘇聯。葉利欽在轉型過程中不惜瓦解蘇聯,為了甩掉東歐的經濟負擔。東歐借債結果和美國歐盟的債務危機類似,都是經濟惡化,競爭力下降。匈牙利的外債從1973年的10億美元猛增到1993年的150億美元。匈牙利為了還債,不惜把多數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賣給西方跨國資本,埋下后來無力應對金融危機的病根。國內有人主張學西方,用拉動消費而非投資的方法刺激經濟,歷史上包括東歐和西方,都沒有可持續的先例。

   第二,是自由貿易,用進口商品來滿足國內短缺的需求。按照西方的貿易理論,只要允許自由貿易和匯率浮動,市場會自動達到均衡,無需政府的產業政策。但歷史事實是,東歐也好,七十年代后的美國也好,無論匯率如何變動,長期陷于貿易逆差,導致外匯儲備和財政收支的惡化。因為外貿均衡的理想情形,只對兩個國家兩種商品的簡單貿易成立,對多國多種商品的交叉貿易并不成立。首先,生活必需品和關鍵零部件短期無法替代,貿易逆差下也得繼續進口。其次,分工貿易有大量中端的零部件產品。貨幣貶值對終端產品的出口似乎有利,但對中端零部件的采購不利,所以貨幣大幅波動和貶值,很長時期內不但不會改善外貿平衡,反而可能加劇生產企業的經營惡化。中國提高國際競爭力取得外貿盈余花了16年的時間,才在1994年實行匯率并軌。筆者認為,由此可見不信西方教條的中國政府官員,比西方名校的經濟學大家,更具國際競爭的直覺和常識。

   波蘭金融危機的表現強于匈牙利,因為波蘭保留相當多的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波蘭經濟學家告訴我,歷史上波蘭多次被德國、俄國瓜分,所以對外資包括美國資本也不放心,擔心短期利益的美國公司收購波蘭的核心企業之后,轉手就賣給宿敵德國或俄國。對波蘭打擊最大的就是貿易自由化,使民族企業難以生存。團結工會的誕生格但斯克船廠,原有工人2萬,如今裁減到2千人,無法與韓國與中國的造船業競爭。

   第三,是增加生產,提高短缺商品的生產能力,這是中國解放后的一貫方針。轉型之初,同樣面臨短缺的中國,一面有限制地開放貿易。進口的彩電冰箱等新型耐用消費品雖然吸引大眾消費者,但是國內市場的價格很高。結果不僅長虹這樣的軍工企業轉軍用為民用,而且引發大量鄉鎮企業加入和國企外企的競爭,出現海爾、TCL這樣的民營企業,從國內市場向海外大舉進軍。相比之下,技術和人才水平比中國高得多的東歐企業幾乎全軍覆沒。

    

   科爾奈的“軟約束”理論和轉型期的反凱恩斯政策

   如果說科爾奈的短缺經濟論只是膚淺的微觀經濟學,則他的“軟約束”理論對危機應對的誤導,在于火上加油的反凱恩斯政策。

   筆者在2006年就指出,科爾奈的軟約束理論和宏觀經濟的經驗是矛盾的。假如社會主義國家的國企低效虧損,全靠政府補貼維持,則社會主義國家的財政赤字或通脹率必然高于資本主義國家。但高通脹在拉美最常見,高赤字在發達國家更流行,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才喜歡玩貨幣或債務的游戲。存在金融和破產法的國家,某種程度上都是軟約束。科爾奈理想的“硬約束”世界,發展中國家比西方發達國家更強,因為窮國難以借款和發債。金融危機中,美國政府援救金融寡頭和汽車寡頭的軟約束,超過任何國家。社會主義國企的真實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但是政府害怕國企破產會導致社會不穩,就只能鞭打快牛,抽肥補瘦。一旦中國把國企的社會包袱剝離給地方政府,從土地增值或增加出口獲得新的資源,并讓國企和民企、外企互相競爭,中國國企的競爭力就大幅改善。東歐一刀切的“硬約束”和西方補貼消費而非補貼創新的“軟約束”,實踐證明西方短視的“民主”政府都不如中國遠見的“協商”政府高明。

   要命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鑒定出來的轉型經濟學權威,給東歐執政者提供錯誤的政策指導。他們以為國企效率低的原因不是技術、人才、或營銷,而是軟約束的補貼。在國企面臨進口商品難以抵御時,政府還給國企斷糧,結果不但沒有給國企改進生產率的機會,反而加速倒閉,使宏觀形勢惡化。相比之下,中國政府轉型期適度的軟約束,把財政補貼優先用于進口技術和設備,改善企業的競爭力,其次才是維護社會穩定,給下崗工人提供轉業的機會。而東歐的軟約束用于企業破產后的失業救濟,西方的軟約束用于維護金融寡頭的壟斷地位,這自然無助于國際競爭力的改善。稱贊東歐是“高人權增長”的經濟學家,究竟了解多少東歐的現實?

    

   西方主導的市場機制為何加劇東歐的社會動蕩

   讀者一定疑惑,法制和福利都比美國完備的歐盟,為何不能帶來共同富裕?因為東歐入盟有西歐制定的苛刻條件,但是西方資本進入東歐不受主權國家的節制。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是中央向地方放權,以增加地方的積極性。歐盟的整合是主權國家向歐盟讓渡貨幣和財政的主權,才能和聯邦制的美國競爭。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歐盟維護的是德法核心區,而非邊緣區的利益。西方的民主法制和中國的統籌協商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市場運作機制。

   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是不對稱的力量平衡的結果。經濟上衰落的東歐國家低首申請入盟,哪有多少談判資本。中國的公司在國際市場上越來越牛,是因為中國政府在國際談判中的地位越來越強,才能不斷改善中國企業的國際環境。

   柏林墻瓦解后,大舉涌入東歐的西方資本,并不投資風險大的技術更新和周期長的基礎建設,而是土地廉價的房地產,造成東歐的房地產泡沫。房價抬高物價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削弱而非改善本地企業的競爭力。東歐中青年在本國缺少就業和提薪的希望,不得不背井離鄉到西方打工。然而歐盟東擴加重西歐富國的財政負擔,經濟增長放慢,失業率增加,除了英國和愛爾蘭之外,德法等主要工業國家并不歡迎新移民。大批在英國打工的波蘭人,只能找到類似修下水道那樣臟臭低薪的工作,被英國人譏笑為“波蘭管子工”。來自東歐的女大學生只能競爭服務業中非洲黑人的崗位,大批女大學生成為西歐妓女的主要來源。人口急劇老化的東歐和西歐,出現前所未有的西向大移民。烏克蘭人填補波蘭建筑業的勞力缺口,俄國人又去填補烏克蘭的缺口。和埃及動亂的原因相似,東歐、西歐和中東的動亂,都源于失業年青人、尤其是失業大學生的不滿和騷動。

    

   東歐政黨為何從西化轉為自立?

   從1950年代到2010年,匈牙利一直是西方愛護的“自由經濟”的明星。1956年匈牙利爆發反對蘇聯的示威,引發蘇軍干預。1968年,匈牙利共產黨的新領導卡達爾在東歐首先推行市場化改革。1990年匈牙利最早在東歐實行多黨制選舉。被科爾奈不指名批評,變色逆轉的匈牙利現任總統,當年正是反共反蘇起家的學生領袖,2001年還獲得以保守聞名的美國企業協會頒發的“自由獎章”。不料匈牙利入盟后危機連連不斷。

   金融危機前,東歐的房地產泡沫由于外國銀行的熱錢流入而推風助燃。危機期間,外國資本回救母國,導致東歐金融市場大幅波動,匯率貶值。匈牙利外資銀行的房地產抵押貸款用外幣結算,加重而非減輕本地購房居民的還貸壓力。匈牙利政府只能求助IMF貸款,但是貸款條件是匈牙利必須實行緊縮政策,導致經濟進一步惡化,GDP下降6.4%,受害遠超危機發源地的美國。

   轉型前,匈牙利居民已經習慣社會主義帶來的高福利,包括普遍穩定就業,全民免費醫療,高校免費教育,女工生育除了有24周的全薪產假外,還有長達3年保薪70%的產假。相比之下,美國只給母親12周無薪的產假,職業婦女生育往往面臨被解雇的風險。轉型后,匈牙利經濟的福利政策難以為繼。試圖改革的中左政府,包括看病和住院要增加收費,大學增收學費,養老金私有化,削減產假補貼等等,結果遇到極大阻力,反對黨借機反對大學醫院的收費獲得民心,公民投票否決福利改革,再次變更政府和政策。

   2010年重新上臺的中右政府獲得多數議席控制國會,開始推行“國進民退”,把“自由化”逆轉。新政府立法強迫外資銀行將外幣簽訂的抵押貸款合同,轉為匈牙利本幣結算,以減少貨幣貶值給本國居民帶來的還貸壓力。所謂“藏富于民”的私有化養老基金,金融危機中大幅縮水,引起民眾恐慌,匈牙利政府不得不把養老基金重新國有化以穩定民心。雖然中右政府大選許諾取消了大學學費,但是危機下不得不變招削減給大學的補貼,重新引發學生和教師的抗議。為了強化施政能力,國家掌握的媒體公開譴責反對派受外國勢力支持。歐洲議會和歐盟對匈牙利政府公開譴責時,匈牙利政府用捍衛國家利益的姿態爭取民意,公開反對歐盟走向美國模式的聯邦制,要求更大的國家自主權。

   科爾奈不敢承認匈牙利政局的逆轉是西方主導的自由化造成的,反而轉移目標,指責西歐面臨的變色威脅,來自俄國和中國的紅色資本主義的“專制”勢力。不如來看看,為什么歐盟內斗的結果導致民族主義的高漲。

    

   歐盟東擴為何從希望轉為失望?

   盡管OECD和世界銀行從1995年開始就用發達國家的高帽子獎勵東歐國家,但是東歐的老百姓從實際體驗中,很快嘗到西方自由的真實后果。東歐國家把自己的核心產業廉價轉讓給國際資本,倒也換來向西方移民的自由。柏林墻倒塌時,最歡欣鼓舞的是向往西方的年青人。西歐的高消費加上東歐的高福利,一度成為東歐第三條道路的幻想。東歐的民眾很快發現,他們得到的是不自主的民主和不平等的自由。這本來就是西方主導的國際分工的現實,當然任何新古典或轉型經濟學的教科書都諱莫如深。

   歐盟1993年制定加入歐盟的哥本哈根標準,開始推行歐盟和北約的東擴政策。2004年開始陸續接受東歐轉型國家入盟。2005年歐盟內部的區域矛盾就已經加劇。入盟東歐國家的選民失望之余,就投票趕下主持入盟的政黨。北歐和西歐富國民眾體會到的也是東擴的代價而非好處,不但稅負增加、福利減少,而且年青人的就業越來越難,憤怒灑向西來尋找工作的東歐移民。這就是法國和北歐反移民的新納粹黨興起的原因。西方執政黨為了減少歐盟的負擔,只能壓迫東歐和南歐國家削減開支,減少福利,又引起東歐和南歐的執政黨的抵制,激發起歐盟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重新強調民族國家的歷史和主權。

    

   德國統一的金錢政治為何贏了冷戰、弱了歐元?

   歐盟的建立和東擴,依賴的是德國的經濟和法國的政治,法德精英設計的歐盟和歐元,其政治目的是不戰而和平統一歐洲,包括烏克蘭和俄國的歐洲部分,經濟目的則是對抗美元霸權,讓歐洲重新自立,和美國東亞一起三分天下,同時擺脫美蘇的轄制。但在操作上,德法無法在軍事上與美蘇抗衡,走的是和平演變的議會道路。

   西德最高明的戰略是制造西柏林高消費的假象,西德各州出資補貼西柏林的高消費,再通過大眾傳媒影響東歐民心。西德對東德單方面開放邊界,制造“自由世界”的形象,鼓勵東歐人偷渡。筆者曾在1985年開車到捷克、東德、西德一游,東德邊界這邊如臨大敵,軍人警察和美國一樣全身武裝,外加警犬探照燈,汽車前后徹底搜查。筆者一行的汽車進入西德卻比進入公園還要簡單,西德邊卡只有一人,既不看護照,也不收費,揮揮手就讓我們通過。這種“制度自信”讓我大開眼界。

   東西德統一后,我受邀在西柏林自由大學講學。我驚訝地發現德國統一后的新首都柏林一片蕭條,周末中午講完課,想請學生吃飯,竟然找不到開門的餐館。疑問之余,西德學生才告訴我西方贏得冷戰的內幕:原來冷戰時代西柏林的虛假繁榮是西德各州的財政補貼造成的。東德社會主義政權一垮,西德各州財政自負盈虧,柏林沒有工業,財政虧空,自然無法與南德各州競爭。

   西德經濟學家告訴我更糟的是兩德統一的“民主政治”。德國統一時,西德納稅人抱怨西德支付給東德的巨額補貼。主導兩德快速統一的西德總統科爾,為了獲取東德居民的選票,不顧經濟學家的警告。他利用總統特權突然宣布,東德馬克與西德馬克的兌換率是一比一,等于直接從天上給東德居民撒錢,須知當時的黑市真實兌換率是六比一。東西德在1990年7月1日實行貨幣統一,離柏林墻垮臺的時間不到一年。德國貨幣統一的速度比東歐的休克療法還快,后果更影響深遠。

   東德居民有巨大儲蓄,生活水平遠高于蘇聯和東歐其他國家,買東德制造的小汽車據說要等十年。東德民眾一旦獲得大筆西德馬克,立即拋棄東德自產的價廉物美產品,購買西德的時尚商品,使東德企業一夜之間就失去國內市場。以往東德的產品一半出口到蘇聯和東歐國家,可以用盧布計算或作易貨貿易。一旦轉為西德馬克結算,東歐國家缺乏硬通貨,東德企業又失去傳統的出口市場,導致東德企業大面積倒閉。兩德統一前,東西德的許多名牌企業,例如東西德著名的蔡司公司,一度談判平等聯合。但是東德企業一旦失去國內外市場,就失去市場競爭的話語權,導致東德私有化的結果是東德的核心企業全面被西德無價接管,私有化的凈資產為負,即西德企業接收還以污染等名義收到補貼,東德企業的管理層全部被淘汰,導致東德員工和西德管理層之間的嚴重對立。

   西德工會害怕東德企業的廉價勞力會和自己競爭,從而保不住已有的高福利,就游說國會立法,要求東德企業的工資水平向西德“收斂”,無視東德企業改善競爭力的實際能力。結果東德勞力比美國還貴,使得在東德的外資企業無利可圖。即使愛國的西德資本,寧愿投資勞力便宜的宿敵波蘭,也不投資東德,導致東德長期衰退。

   東德轉型十年蕭條的代價由西德選民支付,每年西德對東德轉移支付的金額高達東德GDP的一半。科爾贏得選票和德國統一之父的美名,德國的競爭力和增長率實際大減。巨額財政負擔使德國利率上升,馬克走強。這對實行聯系匯率的英國成為不堪重負,率先退出聯系匯率,使歐元區難以做強。

   相比之下,中國的雙軌制改革和香港回歸一國兩制的模式,給混合經濟帶來互補學習和良性競爭的時間空間。我對德國與中國轉型的比較分析,獲得德國經濟學家和聽眾的巨大回應,多所大學和研究所請我去講演,因為我說出德國主流媒體不敢面對的問題和原因。

   休克療法和北約歐盟東擴,雖然在政治和經濟上消除了東歐國家成為西方競爭對手的可能,但是后果是東歐經濟的衰敗加劇了歐盟東擴帶來的地區差距和社會動蕩。危機中,人口老化的美歐日都面臨福利社會、軍備競賽、和北約東擴造成的巨額財政赤字,無法實行凱恩斯的財政刺激政策,競相采取零利率的貨幣政策,對外轉嫁危機,出現西方政治上高唱聯合,經濟上相互拆臺的奇觀。

   對比蘇聯垮臺和中國崛起的歷史,我以為前蘇聯領導人的短視和鄧小平的遠見源于導致對開放競爭的不同政策和后果。斯大林和赫魯曉夫都高估了西方體制對東歐人民的吸引力,才會用封閉經濟的控制政策來限制人才外流,從而失去知識分子階層的向心力。鄧小平大膽放開出國留學政策,相信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最終會吸引留學生回國,使中國獲得了西方技術的同時也贏得中國知識分子的人心。實際上,中國和東歐的人口遠大于西方,解決就業問題的潛力也高于西方。一旦允許中國和東歐的人口有序移民,西方宣傳的“自由”在移民和就業問題上就成為無法兌現的空話。柏林墻瓦解后,美國在墨西哥邊界大建封鎖墻阻止非法移民,西方各國都用“工作許可證”來限制外國留學生的就業。金融危機加劇西方國家的外來移民和殖民地宗主國的矛盾。

    

   是誰埋下匈牙利民族矛盾的火藥庫?

   歐洲和中國歷史的最大差異,就在分與合的歷史趨勢。中國有兩千年統一的歷史,因為統一的力量才能應付游牧民族的威脅,長城的建筑史,對國家認同的意義,大于單純的軍事防御。黃河長江的水災和旱災,也只有中央集權的效能政府,才能應對。歐洲從羅馬帝國、拿破侖、希特勒、到歐盟,統一的向心力老是敵不過分裂的離心力。市場和民主的機制,分權易、整合難。因為主權國家的形成,都是戰爭的結果。歐洲商業帝國的霸權,從希臘、羅馬,到荷蘭、西班牙、英國,和美國。歐洲歷史上的頻繁戰爭,大國興衰取決于貿易通道的變更,而非地理位置的優勢。西方的拼音文字,又加劇了民族文化的沖突,不如中國漢字對不同方言的凝聚力。

   匈牙利的文字獨特一支,16世紀就設立大學,科技教育水平享譽東歐。美國計算機之父馮-諾依曼和氫彈之父泰勒都是匈牙利科學家。為什么匈牙利轉型后的經濟表現遠不如波蘭、韓國和中國呢?科爾奈開口閉口聲稱自己是匈牙利人,卻不敢點明匈牙利民族主義的歷史原因。

   歷史上,匈牙利幾度是東歐歷史最悠久和最先進的國家。歷史上,在對抗蒙古和土耳其入侵的多次戰爭中鍛煉出強悍的民族性。公元十世紀建立的匈牙利王國的勢力一度達到今天的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十九世紀建立的奧匈帝國一度是中歐的政治、軍事和文化中心。一次大戰失敗后,奧匈帝國被肢解,匈牙利失去70%的領土,60%的人口,也失去海軍,成為沒有出海口的內陸國。大約30%的匈牙利人留在羅馬尼亞、捷克、烏克蘭、南斯拉夫等國成為少數民族,許多人受到歧視性待遇。多民族融合的奧匈帝國被“分而治之”的民族國家取代后,匈牙利王國的原料產地、制造業、和市場被切割,成為西歐的依賴經濟。加入歐盟后由于不利的地緣政治,匈牙利經濟進一步被邊緣化,這使匈牙利民眾懷舊的民族主義情緒大增,成為首先挑戰歐盟集權政策的國家。

   一戰后以英國財政部官員身份出席凡爾賽和約談判的凱恩斯,在1919年發表名作“和平的經濟后果”,尖銳批評英法強加給德國的嚴苛條約,將在經濟上摧毀德國,從而制造下一次戰爭。但是英國和法國的議會政治,導致英法政治家為了短期的選票,不惜犧牲歐洲的長遠利益,導致大蕭條和德意法西斯上臺。希特勒發動二戰的號召就是要改變凡爾賽和約留下的不平等格局,才得以獲得德國失業民眾的支持。

   匈牙利的問題與此類似,只是匈牙利的實力比德國小得多,不得不隱忍至今。1920年在凡爾賽特里亞農宮簽署的特里亞農條約,在中歐種下的民族矛盾持續發酵。和凱恩斯相比,請讀者自己判斷,誰是偉大的經濟學家和明智的政治家?

    

   俄國的北約幻想和地緣政治

   筆者認為,科爾奈指責俄國在烏克蘭違背國際法,用武力改變邊界現狀,從而威脅了西方的民主世界,這更是顛倒是非。

   戈爾巴喬夫天真地以為冷戰只是意識形態的沖突。蘇聯單方面解散華沙條約組織,從東歐撤出蘇軍,以為可以換來西方的對等誠意。不料蘇聯瓦解后,北約不但不解散,而且東擴到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

   俄國總統葉利欽在1990年退出蘇聯,解散了蘇聯共產黨之后,興沖沖地到西方申請俄國加入北約,不料遭到拒絕。葉利欽不懂歷史上嚴苛的地緣政治,假如超級大國俄國也加入北約,西方中等強國如何能保持自己的優勢地位。葉利欽面對大幅下滑的經濟和民意,在下臺前痛定思痛,才一手扶植有民族意識的普京上臺,并改善和中國的關系,轉而來反對北約的東擴。

    

   烏克蘭:廢核騙局和分裂代價

   烏克蘭尋找國家定位的歷史更是曲折認識。九世紀建立的公國基輔羅斯,是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共同祖先,語言文化和俄羅斯相近。烏克蘭的大草原無險可守,其地理位置先后成為蒙古、立陶宛、波蘭、俄國和德國爭霸的戰場。

   蘇聯解體時,烏克蘭的人口、核武器、軍火工業的實力可以和法國相當,又是農業大國,所差的只有民用工業。經濟科技軍事實力遠超過波蘭。如果國家穩定,經濟發展,很快會成為中歐的強國。如果領導人明智,可以左右逢源,成為俄國和歐盟爭相討好的對象,不難從俄國得到能源的價格優惠,也不難和歐盟談判對等的貿易條件。可惜歷史上出過許多軍人、藝術家、科學家的烏克蘭領導人,沒有一點國際政治的本領,連溫州農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常識都沒有。當時西方急于解除烏克蘭僅次于俄國的龐大核武裝,許諾給烏克蘭巨額援助。等到天真的烏克蘭領導人自愿把前蘇聯留下的核武器移交俄國,西方國家干脆賴掉許諾的援助,烏克蘭從此失去國際談判的籌碼。烏克蘭失去購買配套零部件的財力,大批農業機械陷于癱瘓,昔日糧倉變為大面積拋荒。蘇聯倉促瓦解使貨幣體系混亂,和俄國專業分工休戚相關的東部重工業也陷于癱瘓。原來烏克蘭的經濟優于俄羅斯和波蘭,休克療法使烏克蘭成為東歐經濟下降最嚴重的國家。

   烏克蘭在蘇聯時期民族矛盾并不顯著,經濟大跌,東西對抗,加劇了歷史上遺留的民族矛盾。西烏克蘭有大批波蘭人和德國人的后裔,東烏克蘭有大批俄裔的居民。東部的重工業區必須和俄國整合才有出路,西部的農業區則期待西歐的投資和市場,北約歐盟東擴和顏色革命加劇了烏克蘭的分裂和內戰。

   科爾奈拿烏克蘭動亂說事,單方面指責俄國,還把中國扯在一起,失去經濟學家起碼的客觀性。連德國政治家也公開承認,首先改變邊界現狀的是北約的科索沃戰爭,俄國反而力圖維護南斯拉夫的原有國界。

   諷刺的是,當年積極加入北約和歐盟的匈牙利中右政府,再次上臺后作了U型逆轉,用加強和俄國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來應對經濟下降和歐盟壓力。恰恰是西方大國的自私短視,迫使匈牙利重新向東方尋找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新軸心國結盟的恐懼和神話

   平心而論,科爾奈對于中俄聯手的恐懼來自他的西方靠山。我去年秋在美國參加過一次歐債危機的國際研討會。會議從南歐在危機中被德國與北歐邊緣化的辯論開始,以驚呼美歐將被中國邊緣化的危機感告終。與會的西方經濟學家與政治家一致認為:過去三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把技術和產業轉移到中國,如今大局已難以逆轉。美國提出的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貿易聯盟,目標是西方自保,而非遏制中國,因為西方的實力已經無法遏制中國和新興市場的挑戰。

   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科爾奈這位匈牙利的轉型經濟學家,居然來教訓美國還在猶豫不決的政治家。科爾奈發明的新軸心國的國際戰略,比美國新保守主義的重返亞洲還要宏大。科爾奈不提讓西歐提心吊膽、美國進退兩難的恐怖主義和中東動亂,也開不出歐盟如何對俄國的強硬處方。他在德國、英國開始競相拉攏中國的時候,高調聲稱最危險的專制威脅,是來自接受了市場經濟的共產黨國家中國和越南,不經意間打亂美國制造中越糾紛的棋局。俄國本來和日本一樣,在國家定位上究竟西向還是東向左右為難。科爾奈把粉紅和深紅國家綁在一起打,迫使俄國和中亞國家向中國靠攏,豈不是美國的最大噩夢?本來美國政治學權威杭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把西方文明面臨的威脅界定為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結盟,設想東正教文化的俄國和天主教的拉美,會加入西方的基督教統一戰線。科爾奈把俄國和中亞都推向中國的懷抱,能對抗泛紅威脅的綠色力量在哪兒呢?科爾奈的經濟學本領只會移動預算約束直線,宏觀經濟學的總量分析不如投行的分析師,如何能學凱恩斯的國際政治眼光?

   說實話,我很希望看看,美國如何試驗科爾奈的遏制新政。美國遏制政策的高峰是朝鮮戰爭,結果打出一個工業獨立自主的新中國。蘇聯撤走科技專家,逼中國自己研制成功兩彈一星。美國不許以色列賣雷達預警飛機,加速中國研制出自己的軍工武器。中國支持越南打抗美戰爭,結果恢復了中國的聯合國的地位和美中建交。美國危機前后打貨幣戰爭,打出金磚發展銀行來重建國際金融秩序。美國在東海、南海制造糾紛,不但推動中國加速海軍建設,打造渝新歐的陸上絲綢之路,發展中俄歐的新漢莎同盟,而且會加大西北的開發力度,再造中國的江河流域。文化戰和網絡戰方興未決。中東戰爭和金融危機后,西方普世價值的神話已經大大褪色。多元文化超越西方中心論,在東西方都已成為新的學術潮流。剩下的牌,還有核戰爭和生物戰爭,沒多少牌美國能穩操勝券?說實在的,二戰之后,西歐已經沒有熱戰的勇氣了。北約也好,日美日奧同盟也好,靠的都是美國大兵。一旦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泥潭,美國國會的軍事撥款更是每況愈下。遏制政策的經濟基礎何在?這是科爾奈不敢展開的議題。

   其實,西方風險和成本最小的遏制方案,是在開放交往的過程中給中國精英洗腦,培育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上臺自廢武功,等待中國的葉利欽把中國拆分,方能根除中國威脅西方的可能。如果現在就實行對中國的遏制政策,豈不斷絕自由派或親美派在中國執政的可能?自強以后的中國,將來不管是堅持共產主義的旗號,還是打出新儒家的旗號,都是比普京還要難纏的對手。。

    

   科爾奈的兩次轉型的教訓

   科爾奈名噪一時,自然不是可以輕敵的學者。中國目前關于中國道路的辯論,正處于膠著狀態。因為拉美、東歐已經吃到的依賴經濟的苦頭,讓中國政府避免了;而民眾對西方民主的弊病,還缺乏切身的經歷。有科爾奈上課,其效果遠超國內大學的政治課。讀者們別可錯過這學習的機會。

   科爾奈從青年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年轉型為自由主義,晚年變為提倡遏制政策的新保守主義,揭示出轉型經濟學的幾個基本問題:

   第一,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不等于華盛頓共識主張的自由化、私有化、和政府在經濟作用的最小化。市場經濟面臨的不穩定性、失業壓力、貧富分化、國際環境的沖擊等等,都有可能表現在市場化程度、私有化走向和政府作用的強度上發生調整和逆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開放競爭,誰勝誰負?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能否整合?目前還沒有定論。

   第二,福利補貼和政治穩定之間沒有簡單聯系。前蘇聯對東歐能源和消費的巨額補貼,并沒有贏得東歐民眾的感恩。同樣,冷戰時期的馬歇爾援助也無法確保西歐日本對美國的忠誠。東歐、西歐、和美國的高福利都是難以持續的。一旦國際競爭力下降,過高的福利制度就成為改革調整的巨大障礙。這在東方西方都一樣。

   第三,全球化使國家的作用增強而非減弱,因為不平等的國際分工和網絡效應,加大了核心區和邊緣區的差距。開放競爭的結果有兩種:拉美和東歐的依賴型開放很難抵御國際資本的短期自利行為,中國和東亞的自主型開放才有可能走出依賴經濟的陷阱。沒有自主能力的高收入國家,在國際競爭中也沒有自主能力和穩定前景。

   第四,市場化和民主化沒有必然的聯系。發展經濟如果只靠市場機制,否認政府干預和社會制約,必然只有少數人獲利,最終引起多數人的質疑和反對。金融寡頭也好,跨國公司也好,黑金勢力也好,最終都要尋求外來強權的支持。當代鼓吹自由化的勢力,最后的靠山都在尋求美國霸權的支撐,不惜犧牲本國多數人的長遠利益。問題是,美國的經濟、政治、金融和文化霸權,在二十一世紀還能持續多久?美國人民被科爾奈一類的智囊忽悠,還有多少空間?

   科爾奈從社會主義到自由主義,再到新保守主義的兩次轉型,帶來生動的政治經濟學和國際政治學的教訓。中國人如何辨明自己未來的道路,請讀者討論。

    

   (作者為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中心高級研究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退休教授。來源: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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